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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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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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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局1980年版。） “中华”大国为清朝所主，故明福王可以远仿关外孔、耿、尚三王，近效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甚至可望“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但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分割，“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再看康熙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谈判。顺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为抗清基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熙打算采取招抚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允许承继郑成功统治台湾的郑经接受“藩封，世守台湾”（注：江日昇：《台湾外纪》第20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在谈判中郑经坚持“比朝鲜，不削发”作为投诚条件，被康熙断然拒绝，理由如康熙所言：“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注：《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272页，“敕谕明珠等比例朝鲜不便允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因此，清朝与台湾郑氏集团的多次谈判皆无果而终。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业已平定，而台湾内部又呈乱象，康熙决策命将出兵，一举统一台湾。
与江南、台湾有所不同，明朝未能实施直接统治的厄鲁特、喀尔喀等边远地区，则暂时可以划界分治。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与厄鲁特因边境“番夷”归属发生纠纷，顺治传谕厄鲁特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说：“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 “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清楚地诠释了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国”的概念。尽管边远地区还一时不能纳入中国版图，但与故明曾有封贡关系的汗王活佛只要承认清朝“中华大皇帝”的地位，仍然可以延续以往与“中国”的关系。顺治在赐西域阐化王王舒克等贡使琐诺木必拉式号妙胜慧智灌顶国师时说：“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九，顺治五年七月辛卯。） 原来明朝的属国，亦照此思路一体办理，如清初琉球通过改换敕诰印信很快恢复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六月丁丑，谕琉球国贡使：“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
上述事例表明，清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时沿袭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沿袭了古代传统“中国”的概念，是指古代汉族王朝治下的以中原内地为主的地区。所谓“以绥中国”“抚定中华”（注：《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 含义就是，将次第削平中原反清势力，首先完成“中国”统一。然而，毕竟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清初“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一是漠南蒙古，一是满洲发祥地广袤的东北地区，都已视为“中国”版图了。 漠南蒙古，清朝文献称“外藩四十九旗”、“四十九旗”（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内蒙古”（注：嘉庆《大清会典》卷四十九，《理藩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内扎萨克”（注：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七，《理藩院·朝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旧藩蒙古”（注：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四。《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 等，共二十四部，是从明朝边外蒙古演化而来。其归附清朝原委，康熙《大清会典》作了这样叙述：鼎革前“率先归附”，土地人口“悉隶版图”（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其疆理“东至盛京、黑龙江，西至厄鲁特，南至长城，北至朔漠，袤延万有余里”（注：据乾隆《大清会典》卷七十九《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有关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虽称“外藩”，实“视内八旗无异”（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正如乾隆《大清会典》所说：“国家肇基东土，威德远播，漠南蒙古诸部落，或谊属戚畹，或著有勋绩，或率先归附，咸奉其土地人民，比于内臣”（注：据乾隆《大清会典》卷七十九《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从清朝文献，特别是清初文献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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