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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之一)

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首称臣。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喀尔喀至康熙中内附,厄鲁特则至乾隆二十年代,胜负才见分晓。这中间喀尔喀、厄鲁特与清朝或战或和,清朝称其为“部落”“国”“尔国”(注:《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顺治十二年五月壬寅。) 或“本朝职贡之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庚子。),其来“进贡”者称为“使臣”。但清初皇帝作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居高临下,对喀尔喀、厄鲁特等行文称“敕”,喀尔喀、厄鲁特来书则称“表”,仿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对其“酌封名号,给之册印”(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戊子。),顺治谕旨甚至对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曰:“朕为天下主,尔乃弹丸小国之长。”(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 在形式上,喀尔喀对清朝还有所谓“九白年贡”,清朝则回报以丰厚赏赐。(注:顺治十二年初定例: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八札萨克,每年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八,谓之九白年贡。清朝赏每札萨克银茶筒各一重三十两,银盆各一,缎各三十,青布各七十。以答之。据《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五,顺治十二年十一月辛丑。) 对清朝来说,这一切关乎国家体统尊严,不过,见于清官书记载的“朝贡”“上表”“册封”之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实际上喀尔喀、厄鲁特追求甚至坚持与清朝地位平等,顺治中,曾为清朝使臣觐见喀尔喀汗礼仪争执不下,停止遣使。(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条”:“谕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伊思丹津喇嘛等曰:朕曾遣使至尔处,迟至两月余,乃先令拜塔而后见尔等。”) 康熙荡平三藩后特派大臣往喀尔喀、厄鲁特宣谕并大加赏赉,使臣奇塔特等请示“敕书赏物,臣等作何交授”,康熙说“伊等向行之例,俱用蒙古礼。今若凡事指授而去,或致相岐,行事反多滞碍。厄鲁特、喀尔喀依彼蒙古之例,大加尊敬,则已。”(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可见康熙并不拘泥晋见蒙古汗王礼仪的形式,而从两国关系现状出发,指示使臣入乡随俗,便宜行事,行“蒙古礼”亦无不可。清初与喀尔喀时有战事,双方文书来往,不免恶语相加。喀尔喀部落札萨克图汗称满洲为“红缨蒙古”(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顺治四年四月丙子。),顺治立刻反驳说:“我朝原系红缨满洲,所称蒙古为谁?”又针对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质问“意欲与我敌体乎?”(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五月乙巳。) 剑拔弩张,俨然处于敌对状态,以故喀尔喀内附之际,清廷大臣还说“喀尔喀素称不驯”,“汗等恃其部族人民数十万众,未尝躬修臣节”。(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子。) 在这种长期紧张对峙的情况下,同为蒙古但被视为“属下蒙古”(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 的“四十九旗”与喀尔喀、 厄鲁特“分疆别界”(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界址称“边汛”、“汛界”(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壬申;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辛巳。)。喀尔喀与清朝的关系至康熙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康熙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大举东进,喀尔喀三部分崩离析,部众溃散。康熙毅然决策,接纳归附喀尔喀汗王及其离散部众,并借此天赐良机,派出漠南蒙古各旗贤能都统、副都统,由蒙古王等带队,将喀尔喀“俱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以来年草青时为期,指示法禁,如四十九旗一例施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辛未。) 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命“喀尔喀七旗与四十九旗同列”,喀尔喀王贝勒贝子公等放弃“蒙古礼”,对康熙皇帝“三拜九叩”(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丁亥。),表示臣服。喀尔喀既与四十九旗同列,理藩院遂题请照四十九旗例给与印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亲王策妄扎卜三部落分为三路:土谢图汗为北路喀尔喀,车臣汗为东路喀尔喀,亲王策妄扎卜为西路喀尔喀。(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五,康熙三十一年五月癸酉。) 喀尔喀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并被康熙倚为比历史上长城还要坚固的“长城”,但不是为防御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内北方民族的,而是“防备朔方”(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从清朝文献考察,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的名称、统属和定位在康雍之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康熙《会典》中喀尔喀蒙古列于《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条目之下,记其“以时朝贡,奉职惟谨”,“国家以羁縻之意,溥怀柔之仁”,地位“视四十九旗又为远矣”(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具体的区别是这样表述的:“凡蒙古部落之率先归服者,悉隶版图,犹视一体;及后至者弥众,皆倾国举部乐输厥诚,既地广人繁矣,乃令各守其地,朝岁时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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