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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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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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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理藩院·徕远清吏司》。） 昔日准噶尔所踞西域新疆地区，遵照乾隆皇帝谕示，新设的安西州、鎮西府、迪化州，皆归陕甘总督管辖，故《大清一统志》列在“甘肃统部”之后；至伊犁东西路库尔卡乌素、塔尔巴哈台，回部自哈密、辟展至哈喇沙尔、库车、塞喇木、拜、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则创建“西域新疆统部”，“次于直省之后”（注：乾隆《大清一统志》凡例；卷四百十四至四百十九“西域新疆统部”。）。嘉庆《一统志》如之。通过及时续修的《大清一统志》，使大一统的中国西北疆域版图得到了权威的确认。
附带谈一点，厄鲁特等虽曾以“国”自称，甚至与承继中华正统的大清国分庭抗礼，以至兵戎相见，甚或有取代清朝为中华大皇帝之念，但他们与清开国时期欲取代明国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从来不自外于“中国”，原因何在？除了清朝士马强盛和怀柔政策的成功外，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藏传佛教这一独特的精神纽带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喀尔喀离散彷徨之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注：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载《清代蒙古史料合辑》（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一言而决，遂全部归附清朝；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向康熙一再表白“中华与我一道同轨”（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甲申。）、“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雍正时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向清朝使臣坦陈：“皇帝者，乃一统砸木布提布之大皇帝，经教划一，日后必令我得以安逸，而西梵汗、俄罗斯察罕汗虽为较大之员，但皆属于异教，无用之人”（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1010页。黄山书社1998年版。），又称“无喇嘛佛法，何以为生？”（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6页。） 蒙古僧俗人士也相信“中华皇帝，乃活佛也”（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庚辰。康熙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觐见康熙时说：“蒙圣主大沛洪恩，特加拯救，是即臣等得遇活佛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丁亥））。无视准噶尔与清朝治下中国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不可分割的事实，夸大其独立于中国倾向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中国大一统实现以后，土尔扈特以“大圣皇帝（指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决策回归祖国，进一步证实藏传佛教精神纽带的作用。（注：据《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土尔扈特渥巴锡汗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密议，以“大国（中国）富强”，“大圣皇帝（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决策脱出俄罗斯回归祖国。见该书第111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当然所有这一切，与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来，一贯有意识地坚持奉行尊崇黄教的政策关系极大，诚如康熙所言：“达赖喇嘛深知朕护持宗喀巴之法”。（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
与喀尔喀归附清朝同时，环青海湖而居住的青海蒙古也大体循着“漠南蒙古模式”纳入大清版图。（注：参见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至四百十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三十四至卷五百四十九。）。西藏则在康熙末趁大败准噶尔军威，进军安藏，废除和硕特蒙古藏王制。乾隆《会典》记曰：“（康熙）六十年，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鼐为公，总理其地”，乾隆十五年（1750）平定西藏郡王珠尔默特纳穆扎尔叛乱，随即设噶卜伦等官员“分辖藏务，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治藏体制初步确定下来。（注：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 西藏之地，分卫藏、喀木、阿里，辖六十余城，“东至四川边境，西至大沙海，南至云南边境，北至青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在乾隆《一统志》中，西藏与内蒙古、察哈尔、喀尔喀、青海、西套厄鲁特等同列“新旧蒙古统部”（注：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至四百十三。），在嘉庆《一统志》中，则与内蒙古、喀尔喀、阿拉善厄鲁特、青海厄鲁特、归化城土默特、牧场、察哈尔同列“蒙古统部”（注：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三十四至卷五百四十九。）。
上述中国版图逐步拓展的历史过程，乾隆《会典》作了如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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