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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之一)

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察,漠南蒙古不过借用了传统“外藩”说法,其实质却与内地各省并无不同;岂止并无不同,其与清廷关系的紧密程度还要超过内地各行省,“视内八旗无异”、“比于内臣”之类亲切提法就足资证明。满族统治者毕竟与怀有“华夷之辩”偏见的汉族统治者不同,而与蒙藏民族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历史上他们对汉族中原王朝统治者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因此清朝皇帝一旦为中国之主,很容易视蒙藏民族为盟友,而蒙藏民族因气类相近的满洲作了“中国”皇帝,因此常取不自外于“中华大皇帝”的态度。这在下面还要加以阐述。但对待蒙藏民族上层汗王活佛的规格又取决于他们对清朝皇帝的政治态度,漠南蒙古在满洲创业时“率先归附”,所以格外珍视。关于漠南蒙古的地位,还要特别重视清初文献“悉隶版图”的提法,及体现“悉隶版图”诸标志,即有关漠南蒙古各部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的管理体制,这里应特别指出体现国家治权的编户、比丁、刑罚几个最重要方面,以及直接由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管辖的隶属关系。与传统汉族王朝对待所谓化外蛮荒“夷狄”地位的体认及由此决定的“羁縻”式粗放型管理体制比较,清初皇帝对漠南蒙古的态度、政策和管理体制具有突破汉族中原王朝固有框架的开创性历史意义,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的意义不可低估。在清朝皇帝看来,漠南蒙古是率先经过整合纳入“中国”版图的边外民族,这一从开国时期逐渐摸索积累的经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此后百年间,昔日边外其他蒙藏民族情况虽殊,但大都按照漠南蒙古模式陆续纳入大清国版图。
    东北地区是满洲发祥地,八旗入关后,仍是陪都所在,白山黑水的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之间还生活着满族及其兄弟民族,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理所当然是在清朝皇帝治下的版图之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国与俄国签订划定中俄边界东段的《尼布楚条约》并立碑于界,以记两国边界走向,《清圣祖实录》这样记载此重大事件:“碑曰: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 条约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 这足以证明广袤的东北地区早在清开国时期已纳入大清版图,随着清朝皇帝入关为“中国”之主,那里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为“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还有清初皇帝使用“天下”一词的含义。昔日努尔哈赤对明国万历皇帝讲“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如今明清鼎革,乾坤翻转,作为天命所归的“大清国皇帝”已承继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理所当然是“天下共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下”一词,空间含义甚为深广,康熙说:“地理上应天文,宋儒云:天下之大,不可执中国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注:《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乙巳。) 康熙中,喀尔喀内乱,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归附清朝并为康熙所接纳,准噶尔为此责问清朝使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阿喇尼答称:“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 这里的“天下”是相对“中国”而言,指环绕“中国”的第一重空间(“天下”的第二重空间,下一节展开论述),那里居住着与“中国”同根、但尚未“向化”的“四夷”,当时主要指“中国”周边喀尔喀、厄鲁特、青海蒙古和西藏等尚未纳入大清版图的边远地区。康雍乾时期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天下”第一重空间纳入“中国”版图,使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中国”化。
    先来考察这些地区与清朝关系的实际状况。
    定鼎燕京前,喀尔喀三部、厄鲁特与清朝已通使问好,(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七,天聪十年二月丁丑条:“以阿禄喀尔喀部落初遣使来朝,赐硕雷”。) 故入关后称其为“旧好之国”(注:《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顺治六年十月壬辰。)。但如康熙日后所言“昔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后欲全收北边喀尔喀,未及行而太宗文皇帝宾天”(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九月戊戌。)。可见喀尔喀、厄鲁特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不同,清开国时并未纳入清朝国家版图。明清鼎革,入关伊始,天下大势未定,不可想象蒙古大国喀尔喀、厄鲁特会立即向自称“统驭天下中国之主”的清朝皇帝三跪九叩,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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