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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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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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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授藏僧等。吏部官员得旨后，“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到成化年间，“僧、道官传奉寖盛”，吏部尚书尹旻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最后连传旨宦官也嫌烦，“谕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云”（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大量封授藏僧，“幸门大开”，“滥误名器”（注：《明孝宗实录》卷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
明朝皇帝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而对上朝听政、出席经筵日讲等却多持消极态度。如，宪宗“颇留意佛事”，经常召藏僧入内。他迷恋“秘密教”，即房中术，荒淫废政，“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上下否隔，朝政日非”（注：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孝宗日从事于“烧炼斋醮”，“视朝渐晏”，章奏“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注：《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武宗以藏僧自居，时与藏僧混处狎昵，“异言日沃，忠言日远”，“用舍之颠倒，举措之乖方，政务之废弛，岂不宜哉”（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朝政更加黑暗腐朽。
一些藏僧利用皇帝的崇信，横行恣肆于内地。如，成祖时，有西宁藏僧张答里麻，为僧录司左觉义，“恩宠日厚”，“遂骄蹇放恣”，甚至“招纳逋逃为僧，交通西番，侵夺各寺院山园田地”（注：《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十七年三月辛酉。）。正统年间，崇国寺杨禅师“视君上如弟子，轻公侯如行童”（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宪宗时，藏僧“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武宗时，藏僧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回藏，“辎重相属于道，所过烦费，行道避之，无贵贱，皆称两人国师云”（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武宗遣藏僧领占、札巴等往西藏封阐化王，他们“科索无厌，州县驿递俱被陵轹。至吕梁，群殴管洪主事李瑜濒死。其纵恣如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
第二，明代皇帝大量征召、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加剧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
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为他们提供丰厚的酒肉饭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宣德年间，京中藏僧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景帝时，对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成化年间，藏僧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后因官员们要求驱遣藏僧，宪宗下令“供给俱省其半”（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不仅如此，在京藏僧还有相应的人夫供役使。如，正统年间，京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三百四十四人，占用会同馆夫二百一十三人，以至外国及边境少数民族使至，会同馆“乏人供应，不得已而雇觅市人代之”（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成化年间，京中供养藏僧达一千二百余人，“光禄寺日供应下程并月米，及随从馆夫、军校动以千计”（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以至“廪饩、膳夫供应不足”（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而武宗为迎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耗费物力、人力更是不可胜计。据实录记载：“（刘允等）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内府黄金为之一匮……又所经略，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允未发，导引相续。已，至临清，运船为之阻截。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觏舻，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馆，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亦百两。锦官驿不足，旁取近城数十驿供之。又给入番物料，估值银二十万，镇巡争之，减为十三万。取百工杂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岁余，始行，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千人俱西。逾两月，入其地……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 明朝皇帝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也花费大量财力。景泰时，频繁举行佛教法事，“耗费钱粮，不可胜计”（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宪宗时，“内府造作及修斋醮、写经咒，并不时赏赉，费耗甚多”（注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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