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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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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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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还是明代后期蒙古的“边陲晏然”，都主要不是在京藏僧的活动的结果。
第二，明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以及藏地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其一，大量藏僧聚居北京，授徒传戒，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使藏僧人数不断增加。明初僧智光“所度弟子，中外无虑数千人”（注：李贤：《大通法王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31页。）。净戒禅师班丹托思巴“于正统年间，本寺国师、禅师、僧官、都纲、剌麻、僧众、中贵官、大臣、宰辅□□，授戒千余员”（注：释道深：《五台净戒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23页。）。成化时封圆修慈济国师三曼答室哩，“所度徒者百有余，皆能解悟”（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第142页。）。成百上千的藏僧聚居京城，统治者动辄开度数千名藏僧行童，无疑是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存留和传播的最有力证据。
其二，藏僧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明朝皇帝在宫中及京中各寺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的情况，前文已多有反映。嘉靖以后，民间也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万历时人记载：“京城向有戒坛之游，中涓以妓舍僧，浮棚满路，前僧未出，后僧倚候。平民偶一闯，群僧棰之且死”（注：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显然是藏传佛教密宗法会（注：参阅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88页。）。
其三，京中出现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前述禁中番经厂、豹房中的护国禅寺，以及京城中的藏僧聚居的大隆善寺、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护国保安寺、宝庆寺等，皆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中，雕塑的是藏传佛教佛像。如，大隆善寺，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往游，“观曼殊诸大士变像，蓝面猪手，肥而矬，遍身带人头，有十六足骈生者，所执皆兵刃，形状可骇，僧言乌思藏所供多此像”（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九《崇国寺游记》，崇祯刻本。）。嘉靖年间，京中藏传佛教寺院多数遭到拆毁或圮废（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嘉靖以后，统治者不再禁佛，京师又有藏传佛教寺院兴建。如，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在阜城门外二里沟建西域双林寺，“寺殿所供，折法中三大士，西番变相也。相皆裸而跣，有冠，有裳，有金璎珞，吼、象、狮各出其座下。中金色，勇猛丈夫也，五佛冠。上二，交而杵铃。下二，趺而坐。左右各蓝色，三目，彩眉，耳旁二面，顶累二首，乃髻。首三项腰，各周以骷髅，而带以蛇……”（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
其四，在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影响下，不少京城人也信奉藏传佛教。有些民众向藏僧礼拜。如，天顺年间，有藏僧“短发衣虎皮，自称西天活佛弟子，京城男女礼拜者盈衢”（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九，天顺三年正月辛卯。）。有的以土地布施于藏传佛寺。如，宣德年间，宛平县民“以果园地施崇国寺，请蠲其税”（注：《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宣德六年九月辛未。）。当藏僧去世时，他们还送葬哀悼。如，宣德年间，妙济禅师绰巴扎释死后，“奉襄之日，道俗相送者奚啻百千万人，莫不嗟悼尽伤，而复称叹希有”（注：释圆瀞：《妙济塔铭》，第63页。）。适应民众信奉藏传佛教的需要，藏传佛教的法器也在京中畅销，甚至有人造假以牟利。如，成化年间，有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骷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剌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京师“愚民竞趋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
北京之外，藏传佛教也在南京、五台山等地流传。如，洪武、永乐年间，一直有许多藏传佛教僧人在当时的都城南京以及五台山等地传教。释迦也失在南京等地“传布黄教，宏扬道法，设斋供众”（注：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4页。）。他又赴五台山作法事，“在五台山建了六座寺院，这些寺院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次第修习佛法”（注：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释迦也失被誉为在汉地首建格鲁派（黄教）本宗之人，“五台山等处之黄教派，皆以（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为鼻祖”（注：释法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嘉靖初年，世宗开始禁绝佛教， 但藏传佛教并未在内地绝迹。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七月，有官员提出，“诸郡邑名山古刹如有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止”（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三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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