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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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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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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实录》卷一五○，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亥。）。仅以果品来说，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十二月，有官员反映，“岁时及斋醮等事，所用果品曩皆散撮，近乃黏砌，皆用尺盘，往用八斤，近增至十三斤。试以二十桌计之，尺盘合用一千余斤，桌数、斤数日见加增”（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孝宗时，“光禄寺日用食桌数百，南京成造器皿十余万，取香数十万斤，皆为斋醮而设”（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三，弘治十三年六月戊申。），法事规模愈大，耗费也愈惊人。
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如成化年间，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所司祭祀之品，乃逾于王者，造塔之费，将几于山陵。而亲王之薨，大臣之卒，顾不及焉”（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戌。）。正德年间，建造豹房及大慈恩寺僧舍等，“工役并作，商货屡贷，公帑告竭”（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戊午。）。明中期，国家财政收入大减，支出剧增，“倭寇交讧，仍岁河決，国用耗殚”（注：《明史》卷七八《赋役》。）。其时，边军缺饷，赈济乏粮，国库匮乏， 封建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卖官鬻爵、出售度牒（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武宗甚至冒着官逼民反的危险，“加天下赋一百万”（注：《明史》卷一六《武宗纪》。），千方百计地筹集和搜刮钱粮。但即使如此，各朝皇帝仍然大量供养藏僧，频繁举行法会，建寺造塔，耗费了大量物力、财力，无疑加剧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不过，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客观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一，明朝不时利用在京藏僧协助办理藏区事务，并派往蒙古传教，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尽管明代皇帝在京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等行为在政治上的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客观地说，它们对明朝治藏靖边也有一定的补益。明代皇帝在藏区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扶持藏传佛教，与他们在宗教上崇奉藏传佛教，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明初封授的几位在京著名藏僧，均为明朝治藏立下很大功绩。如，僧智光在洪武、永乐年间几次奉命出使西藏、四川及尼泊尔等地，联络当地僧俗首领，并迎请大宝法王噶玛巴，使他们相随来朝（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大宝法王噶玛巴、 大乘法王贡嘎扎西以及西天佛子释迦也失，后来都回到藏区，化导弭患，“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班丹扎释多次奉命往藏区联络，并曾化解了朝廷与前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之间的误会，安定了当地人心和秩序（注：陈楠：《大智法王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明代中期，诸帝也常以在京藏僧为使，到藏区传达政令，处理一些藏区事务。如，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十二月，大能仁寺都纲舍剌藏卜、静修弘善大国师锁南坚参等“奉命往临洮等处回，各献马、驮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三，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癸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月，武宗“遣大慈恩寺都纲札巴也失充正使，大能仁寺都纲锁南短竹充副使，赍诰敕、赏物往封灵藏赞善王端竹坚昝，以其徒喇嘛十人与俱”（注：《明武宗实录》卷二九，正德二年八月乙亥。）。至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月，因往封阐化王的藏僧远丹班麻等在中途“肆为骚扰”，世宗下令以后不再委派藏僧，“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注：《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六，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癸丑。）。
明代后期，一些京中藏僧受朝廷派遣，前往蒙古传教。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正月，蒙古顺义王俺答“请给金字番经及遣剌麻番僧传习经咒”（注：《明穆宗实录》卷六五，隆庆六年正月丙子。），得到明穆宗的同意。其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几次因应俺答等人请求，颁赐“番经”，派京中藏僧札巴、班麻等数往传教（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九、三○、三五、一一一、一一六、二五六，万历元年三月己亥、元年十一月癸未、二年十月甲子、三年二月乙未、九年四月庚申、九年九月庚寅、二十一年正月戊辰。）。“俺答封贡”使蒙古贵族从对朝廷的贡市中得到好处，加上藏传佛教的影响，俺答等“奉佛诵经，忏悔戒杀”（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万历二年十月甲子。），基本停止了对明朝北边的袭扰，“因之边陲晏然”（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
总之，明朝在京藏僧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与前述政治上的消极影响相比，这一积极作用颇为有限。因为无论是藏区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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