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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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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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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如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为成祖所崇信，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宫廷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之风也对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产生一定影响。如前所述，明代从成祖开始，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作为准藏传佛教寺院，宦官接受专门培训者成百上千，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也是供奉藏传佛教佛像、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的场所（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再如大善佛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世宗评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可知它们也是藏传佛教佛像法物。甚至乾清宫梁栱之间也“遍雕佛像，以累百计”（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第81页。）。从小在宫廷中成长的太子、皇子，耳闻目睹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佛像及频繁举行的藏传佛教法事，不时接触入宫藏僧，并与为数众多的受过藏传佛教法事训练的宦官朝夕相处，不能不受影响。一旦他们继位为帝，便会像其父、祖一样，迅速走上崇奉藏传佛教的老路。
第四，藏传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宝，是明朝皇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传佛教特别注重师徒传承，宣扬喇嘛是救度众生的宗教导师，众生不依喇嘛的引导，不会知有佛教；不从喇嘛的教诲传承，不能入佛、成佛；皈依喇嘛，然后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宝。因此，喇嘛“包括了佛、法、僧三宝的全部”，“积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藏传佛教提倡皈依喇嘛，并对喇嘛僧团也绝对皈依崇拜，“须竭尽一切的财物来供奉喇嘛”（注：释圣严：《西藏佛教史》，第125—129页。）。明朝皇帝不能不受此影响，因此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也就毫不足奇。
三
明朝统治集团中，崇奉藏传佛教者主要限于皇帝个人，而不像元朝那样包括皇帝、后妃乃至廷臣等整个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上层；明朝皇帝不再封授帝师，在京法王等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藏僧在内地没有干预政治的权力；宫中、京中虽然不断举行法事，但规模、次数都大大逊于元朝；明帝虽为藏僧修建寺院等，但数量及耗费钱财也与元朝无法相比；明朝统治者基本上不再对内地藏僧、寺院大量赏赐土地、佃户等，这与元代也大相径庭。但是，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不小的影响。
首先看其消极影响。
第一，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
明代中期以后，皇帝多昏庸怠政，宦官间或专权，大臣不断争斗攻讦，明朝政治日益黑暗腐朽。而各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又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
大量封授藏传佛教僧人，严重破坏了官员的选拔和升用制度，造就了庞大的无关于国计民生的官员队伍。我们知道，明代选官，主要有科举、荐举、学校等几个途径。在京藏僧的封授，皆由恩幸得官，与上述几途无涉，这破坏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在京藏僧有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目，其中灌顶国师为二品，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注：《明宣宗实录》卷一四、一五，宣德元年二月戊寅、三月庚子。），法王、西天佛子的官品则更高。封建官吏的职责是辅君治民，协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在京藏僧基本上“与乌斯藏本土关系不大”，“不具政治内容”（注：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无补于国计民生。成化年间，即有官员说，“当今号佛子、法王、真人者，无片善寸长可采”（注：《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辛巳。），“在京番僧既无化导番人之功”，“实滥恩典”（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六，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藏僧的升授，按制由吏部题奏、皇帝批准。但明代中期，皇帝往往直接派宦官传奉圣旨，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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