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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中的唐代胡商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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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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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402水珠引《纪闻》：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
西域：
唐朝时期在西域地区有诸多政权和国家，这里所谓的西域是泛指西亚、中亚地区的国家，概念不甚清晰。有的有国名，有的只称之为西国。
卷35王四郎引《集异记》：（王四郎得金，到长安去卖）（张）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
卷402水珠引《纪闻》：大安国寺……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汉人无有识货者。）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
卷421刘贯词引《续玄怪录》：临宾国（古西域国）“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
卷402引《宣室志》：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得一宝珠。）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
南越：
卷476陆颙引《宣室志》：胡人自称“吾南越人。”
上述资料说明，胡商主要是来源于西亚和中亚地区，其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与一些正史资料相吻合。如《旧唐书》卷一一○《邓景山传》称：肃宗上元元年，叛将田神功的部众在扬州城内杀人放火，“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当然有虚夸的成分，但也能说明波斯、大食在中国经商人数之多。
《太平广记》所记载的胡商大多数是民间商人，他们所从事的贸易多为民间贸易，而非朝廷行为。这些胡商活跃于唐朝各地城镇，繁荣着各地区的商业经济。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主要分布在：
长安：
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达官贵人集中地区，尤其是贵重商品主要聚集地和消耗地，自然就是胡商活动的主要地区。《太平广记》中关于胡商在长安活动记载很多，如卷403宝骨引《酉阳杂俎》载：“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存有一些宝物，一个僧人）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卷402水珠引《纪闻》载：“大安国寺，……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汉人无有识货者。）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最后）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卷402引《宣室志》载：“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得一宝珠。）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卷457至相寺贤者引《广异记》载：“长安至相寺有贤者，……开元中（得到一夜光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如此记载比比皆是。
洛阳：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也是经济繁荣之所和贵族的渊薮，贵重商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很大。利润所在，就是胡商所在。如卷421刘贯词引《续玄怪录》载：“大历中，洛阳刘贯词（得到一宝物）执鬻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
番禺（今广州）：
番禺是唐朝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海外商船大部分都停泊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注：《唐代的外来文明》（美）谢弗著，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唐朝政府还在广州设立专门管理外商的机构“市舶使”。在这座繁华的港口城市中，自然少不了胡商的身影。如卷34崔炜引《传奇》载：贞元中，有崔炜者，（在番禺得阳燧珠）“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黄巢攻破广州城时，传言被杀的胡商多达十二万人。（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广州经商的胡人数量相当可观。
扬州：
扬州也是唐朝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经济十分发达。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即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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