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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中的唐代胡商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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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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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青泥珠》载：“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颔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卷402《广异记·径寸珠》载：“（波斯胡人获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卷402《原化记·鬻饼胡》载：“（鬻饼胡）临死告（某举人）曰：“……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这类记载在《太平广记》中比比皆是。这些珍奇宝物一旦带回他们的国家，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极高利润，而且还有可能成为高官。《太平广记》中对于胡商记载，主要是描写他们进行珠宝交易的故事。珠宝收买和收藏是唐朝胡商在中国的主要商业活动和来唐的主要目的。
医药业：
唐朝各大城市云集着来自各国的从事药材生意的商人，唐朝人对外来的“异药”充满崇拜和迷信。当政者如唐玄宗就曾到处搜寻灵药。开元四年，有胡人向唐玄宗上言：“又欲往师子国（锡兰）求灵药及善药之妪，置之宫掖。”大臣杨范臣向玄宗进谏说：“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礼。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注：《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放弃了计划。由此可见，胡商所经营的药材有很好的市场，尤其是贵族们的喜爱。胡商所从事的药材贸易并非百姓普通医疗用药，多是一些名贵药材。如卷28郗鉴引《纪闻》载：（定襄令段之子）“天宝五载，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平日难见之药需要到胡商那里去买。如前文所言，广州“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正是这些“难求未备”的药，使胡商占据大量的医药市场。
金融业：
胡商凭着丰厚的资金，在长安及扬州等各大城市开设钱庄，进行大宗的金融交易，服务当时发达的商业，收获着巨额利润。如卷17卢李二生引《逸史》载：李生欠折官钱数万贯，在扬州遇到得道的卢二舅，卢二舅了解李生情况后，（二舅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李生）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才晓，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这种波斯邸无疑就是钱庄，卢二舅拄杖就是金融交往的凭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存折或支票。这些钱庄管理完善，并且讲究信用，是一种规模较大，且制度比较完善的金融交易机构。如《玄怪录》卷一《杜子春》中，贫困潦倒的杜子春在长安东市西门遇到策杖老人，老人了解他的情况以后，告诉他：“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第二天，杜子春依时前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胡商所经营的钱庄来往资金额巨大，说明胡商在唐朝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
餐饮业：
这是小本生意，有些胡商常年生活在唐朝，出于各种原因，无法经营大本生意，便将异域的饮食带到唐朝各个城市，辛勤地经营谋生。如卷452任氏载：唐天宝九年郑生在长安异平门，天未亮，“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卷402鬻饼胡引《原化记》载：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胡饼，无妻。这些胡商都是经营日常生活中的小本买卖，辛勤劳作，生活也比较辛苦。这些带有浓厚的异域风情餐饮业，更为普通百姓所喜爱，同时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三、《太平广记》中胡商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冲突
《太平广记》中关于胡商的记载是中国人记载的外来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其所拥有和熟悉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当他们观察记载商业文化时，难免会刻下本土情感和观念。所以，他们所创造的异域形象，都不仅是对异域文明的外在反映，同时也是本土文化根据自身的传统模式所进行的重组、重写。因此，异域形象，既有真实，也有虚构；既能反映异域文明，又能表现本土文化精神。《太平广记》中对胡商的描述，充分反映了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别与矛盾。
在中国，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提出，“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矣”，商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出现严重的错位。中国百姓对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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