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陈之际沈氏尚武门风之余响

    作为“武力强宗”而言，沈氏至南齐已呈现出式微之态，再难振作了。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尚武传统的家族，尽管其家风变易，但其家族精神不会顷刻间荡然无存，作为一种“基因”或气质，在此后的岁月里，在沈氏人物的身上还会隐隐约约表现出来，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成为一种历史的回响。梁、陈之际，频遭世难，沈氏文士兼涉武事者甚众。
    沈浚，据《梁书》卷43传，浚“少博学，有才干”，“侯景逼京城，迁御史中丞。是时外援并至，侯景表请求和，诏许之。既盟，景知城内疾疫，复怀奸计，迟疑不去”。沈浚受命与侯景交涉，理正辞严，斥责侯景背盟，“景横刃于膝，瞋目叱之”，浚则豪言：“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岂畏逆臣之刃乎！”景叹曰：“是真司直也。”太清二年，浚返吴兴，劝太守张嵊说：“鄙郡虽小，仗义拒逆，谁敢不从！”固劝嵊举义，嵊“于是收集士卒，缮筑城垒”[2] (卷43《张嵊传》)，反抗侯景。后侯景击溃张嵊，“乃求浚以害之”[2] (卷43《张嵊传》)。
    沈文阿，据《陈书》卷33《儒林传》，文阿父峻，梁世大儒，文阿传其业，梁简文帝为太子，“引为学士”。侯景乱起，“简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师。城陷，与张嵊共保吴兴，嵊败，文阿窜于山野。景素闻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穷迫不知所出，登树自缢，遇有所亲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
    沈恪，据《陈书》卷12本传，恪“深沈有干局”，梁新渝侯萧映出任广州刺史，恪为其参军，并与陈霸先“情好甚昵”，参与征服岭南俚人，因功除员外散骑侍郎，受命“招集宗从子弟”。侯景围台城，“贼起东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内亦作土山以应之，恪为东土山主，昼夜拒战。以功封东兴县侯，邑五百户。迁员外散倚常侍。京城陷，恪间行归乡里。高祖之讨侯景，遣使报恪，乃于东起兵相应”。侯景之乱平，恪归陈霸先，霸先与王僧辩战，“恪预其谋”。霸先又“使恪还武康，招集兵众”。
    沈众，据《陈书》卷18本传，众乃沈约之孙，“好学，有文辞”，梁武帝命为太子中舍人，兼散骑常侍。侯景之乱，“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屯于小航，对贼东府置阵，军容甚整，景深惮之。梁武于城内遥授众为太子右卫率。京城陷，降于景”。
    沈炯，据《陈书》卷19本传，炯“少有俊才，为当时所重”，任吴令。侯景之难，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师，“以炯监郡”。京师陷，景将宋子仙据吴兴，“遣使召炯，委以书记之任”，炯坚拒之，宁死不从。后陈霸先、王僧辩结盟，炯书其誓文。故侯景败奔吴郡，“获炯妻虞氏，子行简，并杀之，炯弟携其母逃而获免”。陈霸先“尝称炯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谟。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大雷，留异拥据东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合徒众”。
    以上沈氏子弟多为文士儒者，梁、陈之际他们得预事，回乡“收集士卒”，主要在于其家族直到南朝末仍保存着比较庞大的宗族武装，梁、陈统治者宠重沈氏子弟，主要是利用他们纠合族众。但这些文士既没有杰出的领兵之才，也无法创造出显赫的功业。由他们的军旅表现，确实可以看出沈氏显支已转变成文化世族了。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吴兴乡里沈氏还存在着较为浓郁的尚武风气，有时还可能出现个别以武显名的人物。如《隋书》卷64《沈光传》载光为吴兴人，父君道，陈吏部侍郎，陈灭入隋，家于长安，“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略综书计，微有词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甚贫寠，父兄并以傭书为事，光独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光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沈光骁勇如此。但就沈氏家族风尚的变化大势看，这只是沈氏“家世为将”的余绪而已⑧。

    注释：
    ①谢承《后汉书》载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吴郡沈酆为郡主簿，伦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腊日，常悲恋垂泪。酆迎母至广陵，见大江，畏水不敢渡。酆祭神，令子孙对母饮酒，因醉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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