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一算。匿名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又《汉书·酷吏列传》注引《正义》曰：
缗音岷，钱贯也。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每千钱一算，出一等，贾人倍之。若隐不税，有告之，半与告人，余半入官，谓缗。
由此可知，算缗是汉武帝为伐四夷，对商人、手工业者征收的一种税。算缗实行后，富商大贾们“皆争匿财”[7](卷24《食货志》)，于是便进行“告缗”，鼓励知情者给予告发。汉武帝时期的算缗告缗，使政府“得民财以亿计”[7](卷24《食货志》)。这为缓解当时军费紧张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大大削弱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故元封元年（前110年）“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
2.以訾征赋。这是对编户征收的一种财产税。通常叫“訾赋”或“訾算”，和当时的“算赋”、“口钱”、“更赋”的区别，在于其是以户的訾财多少为征收的依据，“算赋”、“口钱”、“更赋”是以丁口为本做征收的依据，二者迥然各异。《盐铁论·未通篇》说：
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
可见“以訾征赋”，是在“军阵数起，用度不足”情况下实行的，是为了解决军费不足，而设置的一项非常制征收项目。
3.赋外征调。“调”作为一种赋敛，是东汉时期筹措军费的一种措施。且作为赋外科目的“调”与军队后勤需要有密切关系。如：
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足给之。[8](卷73《刘虞传》)
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炫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8](卷51《庞参传》)
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特选横调，纷纷不绝。[8](卷61《左雄传》)
当时统治者根据军事需要征调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仅调取货币，有时还调取谷帛、车马、衣物等物资。
此外，还采取了“盐铁官营”、“卖爵鬻官”、“贷王侯国租一岁”[8](卷6《顺帝纪》)、“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8](卷7《桓帝纪》) 和“辄贷于民”[8](卷51《庞参传》) 等筹措军费的一些临时性措施。这些由于时人多有论述，此不赘。
总之，秦汉时期，算赋、口钱、更赋征课是军费的基本来源，但在连岁征伐、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也采取过上述一些临时性措施，以补军资之不足。
三、军费的财务管理
军费是军队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对军费的管理，直接决定着它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管子曰：“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又曰：“用费虽多，其数不出于计……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21](《七法第六》) 可见，军费的财务管理之重要。秦汉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自然知道其道理，因而在军费管理方面极为重视，亦颇具特色。
（一）形成了较完整的管理组织体制
先秦时在军队中就有了专职会计的“法筭”。如《六韬·龙韬·王翼》曰“法筭二人，主计会三军营垒、粮食、财用出入”。秦汉时主管国家军费开支的最高部门是大司农。军费的征集、支出，以及军粮马草之筹划、运输、供给均由大司农统管。史籍有多处说明：“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7](卷77《毋将隆传》)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座卒六十万人戍田。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司农。”“汉连出兵三岁……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7](卷24《食货志》) 这些都充分说明大司农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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