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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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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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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in the mordem sense）society，意思是军事的或现代政治的社会。他说，“古今社会，莫不有所以系属其民者。今社会所以系属其民者， 曰军政”。 他把军政写作 military allegiance，严复理解为“尚武”，故在“国家社会”四字之后加上小注“亦称军国社会”。甄克斯又称，“惟古之社会则不然，其所以系民，非军政，乃宗法也”（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2—4、95、93、19、22—24、77—80页。）。宗法作kinship，即依靠血族、亲属关系之意。
甄克斯和严复都认为，在宗法社会和国家社会（即军国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拂特之制”（feudelism，今译封建制度）的时期。当然，此处的“封建”是指分封建国，即诸侯国林立的时代，“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这个过渡阶段在欧洲即中世纪，其结束则始于16、17世纪。甄克斯未论及中国，而严复在此处加上了“秦之变古即亦如是（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2—4、95、93、19、22—24、77—80页。） 一语，即认为中国的“封建”阶段结束于秦统一中国。所不同的是，欧洲从“宗法社会”经过“封建之制”进入了近现代“军国社会”，而中国在“封建”取消之后却成了“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2—4、95、93、19、22—24、77—80页。） 的社会。
《社会通诠》认为宗法社会不同于军国社会的特点有四：一为“重民而不地著”，即判定一个人属于何国只“问其种族，而不问其所居”；军国社会却是“其人既受廛占籍而为民矣，则于其种族旧居靡所问也”。二为“排外而锄非种”，即“宗法社会之视外人，理同寇盗……于国教则为异端，于民族则为非种，其深恶痛绝之，宜也。故宗法社会无异民，有之则奴虏耳”；而军国社会“则以搀合为进种最利之图”。三为“统于所尊”，即“宗法社会，以一族一家为么匿（本位）者也”，“若子侄，若妻妾，若奴婢，皆家长之所治也，家长受治于族正，族正受治于大宗”；而军国社会“以一民之小己为么匿者，民皆平等”。四为“不为物竞”，即宗法社会之人“无所用其智力，心思坐眢，而手足拘挛，一切皆守祖法”，故“沮进化而致腐败”；而军国社会则享“自由之幸福”，“各竭其心思耳目之力，各从其意之所善而为之是已。国有宪典，公立而明定之，使吾身不犯其所禁者，固可从吾之所欲”，“无涉于人，皆所自主”（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2—4、95、93、19、22—24、77—80页。）。在结束宗法社会这一章的分析后，原作者和译者再次用“以种族为国基”、“以羼杂为厉禁”、“以循古为天职”、“以家族为本位”（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2—4、95、93、19、22—24、77—80页。） 这样四点作为其特征的强调。
严复在《社会通诠》中，为了突出中西社会的差异与“优劣”还对传统和现状作了若干指陈，并认为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今的措置，“顾其事虽若天设，而强半乃出于人为”（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12、174—175、168、145、181、96、98—99、145—146页。），即以为人的作为应该是造成“成迹”和现状的主要因素。
在讨论传统方面，严复依然从“治制”的“义理”入手，认为“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而“中国之言政也，寸权尺柄，皆属官家……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齐之，虽至纤悉，终无有人以国家为不当问也”。这种“言治根本之大不同”乃是源于“中西义理大殊”（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12、174—175、168、145、181、96、98—99、145—146页。），而这种“中西义理大殊”，“盖自炎、黄、尧、舜以来，其为道莫有同者”（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12、174—175、168、145、181、96、98—99、145—146页。）。又说，“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12、174—175、168、145、181、96、98—99、145—146页。）。其讨论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以显示探求本源。他认为人是文化的创造物，“不察国民优劣，而徒于治制争之，只成戏论”（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12、174—175、168、145、181、96、98—99、145—146页。）。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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