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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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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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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及现实是否吻合的问题。查台北版《社会通诠》，甄克斯原著总结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的第一个区别时用的英文是personal union，即“个体的联合（方式）”，以下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是宗法社会以种族、血缘关系把个体的人组织起来，而军国社会则以“生于此土即为此国人”的法律把个体的人组织起来。 这个意思严复、 章太炎都是明白的， 但严复把personal union译为“重民而不地著”，而且在案语中表示怀疑司马迁的《匈奴列传》中冒顿单于“尽斩言予地东胡者”的记载是否属实，以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不会如此“地著”（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22页。）。显然，这条案语恰如章太炎所说属于历史成例“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的情形，所以更招章太炎的批驳。
章氏未必懂英文，但他当时在东京，自有懂英文者为之助，故能看出破绽。他说：“地著与土断，其义各异。地著，谓城廓宫室之民，居有定地，异于游牧者；土断，谓就地著籍耳。此甄氏所言地著其义当为土断。或严氏译文未审，今姑仍之。”但他强调，“主宗法者，固不必与地著相违”，即主张宗法的人，在重视种族、宗族、血缘的同时，仍然实行着重视与土地相关联的管理制度。并列举了众多例证说明“重民而不地著”的论断不合中国情形：“怀土重迁之性，惟农民为最多，而宗法社会所凭依者，泰半不出耕稼”，所以“土断之制，自古然矣”。即使是游牧民族，因有土地才有水草，故亦按部落划分“行国”，怎么会轻易放弃自己活动的疆域？故认为严复怀疑《匈奴列传》中的记载毫无道理。秦统一中国之后，“宗法已不同昔，而地著复较往日为彰明”，如“迁徙之民，但令移居满二十年，而有田宅于迁所者，即许著籍”就是明证。而且在汉人统治中原时，对周边少数民族“亦一切以编氓相视”，怎么能说是“不地著”，即对人单纯系以种族、宗族而没有与土地相联系的“籍贯”制度呢？
章太炎对宗法社会“排外而锄非种”的批驳尤有意义。他认为在真正的宗法时代即春秋战国之前，恰恰“无排外之事”，因为当时夷夏混居，界限不明。到谈“夷夏之辨”的儒家经典出世时，已是春秋后期了。而且就是在这个阶段及以后，区分夷夏的标志也在文化而非种族血缘，所以历朝历代均有外族外国人在中原做官，也有成部落的外族人“内附”和“同化”。他还说，即以文化而论，中国社会也很难说一概“排外”。“宗法者，敬宗而严父”，但“六亲不敬、鬼神不礼”的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明末清初“基督旧教传播中国且二百年”，虽有“韩愈、杨光先辈，以其私意抒之简毕，陈之庙堂，则于全体固无所与”，即认为排斥佛教和旧基督教的只是一部分甚至少数人的看法，不是社会全体反对异教。章太炎还提出，对“外”该不该“排”，不可一概而论，外人有“以宾旅入”，有“以暴客入”，有“以契约入”，有“以戎马入”，对于以暴力来“侵其刍牧，夺其田畴”的外人，当然只有“扞御之而已。虽今之军国社会而遇此者，能敛手不与校乎”？强调正义的反对侵略和掠夺不是所谓“排外”。
章太炎还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教案”众多的原因，认为这也不能归之为宗法社会习惯于“排外”。他说，“若曰距今五十年中，常有排教之事，则不知基督教之来也，常挟国权以俱来，而所至有陵轹细民之事，入其教者又借此以武断闾里之间，是所以促其反动”，这是民间的情形。至于政府暗中支持排教，“其意本不在异种异教，而为集众倡乱之为惧”。所以，两者“皆于宗法社会无所关系”。章氏还反驳《社会通诠》中“宗法社会无异民，有之则为奴隶”的观点和军国社会“民皆平等”的溢美之词，他说，海通以后，“欧美人之在中国者，亦或据田宅长子孙矣”，能说他们是“奴隶”吗？相反，在南非的矿工，在美国的黑人和华工，才犹如真正的奴隶。所以，他说西方从种族和族类的界限到“言民族范围，虽较欧洲旧疆为稍广，要之以白种为界限耳”，而这并无关于是宗法社会还是军国社会的问题。
对于宗法社会“统于所尊”和“不为物竞”两点，章氏未多着墨。对于前者只说中国在秦以后“宗子降为皂隶，政柄既去，则不能号令其下，虽宗权亦因以俱去”。乡村残存的“祠堂”、“族长”之法，不过多为周济同族贫苦、祭祀祖先及处置家庭纠纷之用，对族人个体并无决定性的约束力，尤其秦代以来“父子异财”的传统已经确立，故宗法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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