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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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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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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讳也”，即西方国家又何尝没有人种、民族之见？又怎能以此独责东方诸国？“民族主义为吾人种智所固有”，那么“太上因之，其次善导，使吾民而奄有民族、军国二主义，则可以排满，可以自立，可以破坏，可以建设”。他还认为，妨害合理的正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一是“以君臣之名义，而灭却种族之思想”。二是以生物比喻社会政治的“有机体学说”，其“拟议之过甚”使得人们“不知个人之有自由独立”，“不知机关之性质”。在所谓“有机体”的概念中，掩盖了个体与整体、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被统治民族与统治民族的界限和矛盾。推而广之，广大非洲、亚洲被英、法、俄等殖民帝国统治的各民族的“亡国之民”，处于“不以同种，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惟以压力”的“非自然之国家”中，如果也用“有机体”为喻，视民族主义为大害，则更无异于禁锢被压迫者头脑，束缚其手脚，对于现存“秩序”莫辨所由来，而以为“天定”了。不过尽管胡汉民对严氏“蔑视民族主义”的态度从学理和事实两方面作了剖析，但对严氏仍表示尊重，称严氏仍有民族思想和救国愿望，其“所不同于时之革新论者，亦在程度之问题，而不在性质之问题”，并说君主立宪派利用《社会通诠》为自己张目是“皮相严氏”，“以词害意”，是“不善读严氏书之过”（注：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期（1905年11月）。）。不过这显然是策略之言。
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显然具有更广更深的批驳意图，而大致涉及四个问题。
首先是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是否合于中国？还有国人对待此种舶来学说应取何种态度？在章氏看来，甄氏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三大“形式”和阶段，“所征乃止赤黑野人之近事与欧美亚西古今之成迹，其自天山以东中国、日本、蒙古、满洲之法，不及致详，盖未尽经验之能事者”。原著既然基本未涉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人怎么能据此“以为权概”，“臧往知来”呢？他强调“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质学”“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而反映“心能流衍，人事万端”的“社会”诸学则显然不能一概以西学为准绳。由此出发，章太炎批评了译介西书和“执西用中”时“不欲考迹异同”的态度，尤其批评了以西人的“条例”为真理，以为“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的思想。应该说，章氏这些对待西学西书的原则主张倒不失为有见之论。但是，他接下来以自己的固有文史之长以及学派歧见，轻蔑严复，如说严复只“略知小学”，对中国文史诸书仅“能得其句读”，于“旧邦历史特为疏略，辄以小说杂文之见读故府之秘书”，还有“拾余沫于宋人”，文风未脱八股帖括，效颦桐城而“未趋其庭庑”，等等，已近于嘲讽苛责。至于他说严复“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等语，只能说是过头的人身攻击了。
章氏承认，中国确曾有过宗法主宰的时代，“春秋以往，以宗法系民生”，但“其法惟行于公子、大夫、元士之家，礼不下庶人，则民间固无宗法之可守”。认为即使是在战国之前，宗法也是行于世卿贵族之家而不行于庶民。自秦以后，“国家统一，而百姓不以阶级相丽，其宗法亦奄然荡没。然山谷阻深之地，往往自成村落，其民无虑千万，都为一族之民，则有祠堂以相系连，而决定听于族长。至于都会地当孔道，则五方杂错，民族不纯，祠堂之制，视之蔑如也”，故中国古今宗法组织及其观念已有很大变化。他的结论是，“古者宗法，行于大夫元士，不行于其民；今者宗法，行于村落素人，不行于都人士”，前之世卿行宗法是“以其事为天倪定分”，今之乡村行宗法不过“以其事为补阙拾遗”。即认为战国之前中国就很难说完全是宗法社会，现实的中国更只在乡村有若干宗法残余。
接下来章太炎逐一批驳《社会通诠》中所说的宗法社会的四大特色，称此“所谓四端，于中国未必能合”（注：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民报》第12期（1907年3月）。），尤其对第一条“重民而不地著”费笔墨甚多，因为这里面既有外语中译的对应问题，更有观念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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