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严译《社会通诠》与汪、胡、章三篇批驳文章的歧见，除了极易发现的“排满”革命与“君主立宪”两派斗争这一政治含义之外，还有以下三点学术意义能给人启发。
其一是战国以后中国社会进步迟缓，在严复、章太炎两者的认识上如出一辙，但对这两千余年的历史阶段如何定性，或者找出进步迟缓的根本原因，他们却产生了分歧。严复称之为“宗法而兼军国”或“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的社会，“宗法”导致人群重血缘种族而轻视政治、军事，“排外”，墨守祖法，不思进取竞争。章太炎则认为战国之前才是宗法笼罩的社会，战国以后宗法只有残留，不过是“补阙拾遗”。他把秦汉以来的社会称为“君主社会”或“专制社会”，认为两千余年中社会进步迟缓，祸根在君主专制。尽管他们两人均只着眼于社会组织中的上层建筑，未从经济基础的考察入手，但却显然起到了率先思考秦汉以来中国社会为何进步迟缓，以及如何为这段时期定性正名的问题。同时，在讨论社会历史的进程时，章太炎注重“制度”，而严复强调“精神”，两者适足以互相补充。
其二，这场论争更重要的学术意义也许在涉及翻译西书时如何“考迹异同”、相互参照上。进入19世纪后半期，中国开始有人专治西学，当时虽是处在“学习西方”的初级阶段，但恐怕为译书而译书，或者仅为“知彼”即认识了解西方而译书的情况是不多的，更主要的是想“拿来”或至少是“借鉴”西方的富强之术。出于这种动机，“考迹异同”，相互参照，乃至或明显或隐晦的比较和评判，势在必然。而当时西方真正了解东方和中国的人也不多，于是原作者以西方为坐标，对东方和中国认识失真之处必所在难免，而译者或因忠实于原著，或因膺服其学说，在“执西用中”时出现认识上的失误或价值判断上的偏颇，就可能遭到中学根底深厚、取“执中用西”态度者的非议和批驳。对于严复翻译西书，章太炎责之为“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而史华兹则赞扬他能“在近代西方寻找人类未来的形象”（注：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周振甫认为1895—1899年严复在思想上主张全盘西化，从1899年到1912年处于“中西折衷”（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9—250页。）。可见，在以“执西”和“执中”为两端而构成的光谱图上，把严复定位在何处，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还会有不同的看法。
其三，即《社会通诠》原作者甄克斯提出的“通”与“微”的关系问题。其原序（此仍按严译）说：“夫学，有通有微。通者挈纲维，溯流变，自繁赜而观其会归者也；微者剖体分肌，致一曲之诚，自同物而指其殊趣者也。今吾书，通也，非微也，学者若以是为未餍，而欲进其微者乎？”（注：《社会通诠·原序》，《严复合集》，第12册，卷首第7—8页。） 这就是今之所说宏观之学与微观之学的问题。宏观之学重在对长时段、大范围、大议题的总结和概括，强调的是普遍性，而且为建构体系和驾驭材料必然采取划分阶段、区别类型以及提出“模式”、“公例”等作法，它虽然仍以有关局部乃至个案的经验研究为前提和基础，但毕竟不能穷尽局部与个别。而微观研究则能深入到局部和个别的深处。再加上前述西方与中国在历史成迹和认知思维上的种种差异，所以对西方学说尤其是宏观之学的著作，中国的膺服者不难选择相合的事例以示赞同，而怀疑和反对者亦可选择大量的微观研究加以批驳，其“用心之妙”各有不同。从百年前因严译《社会通诠》而展开的争论，似乎至今还难有定论。不过从《社会通诠》在1904—1915年间连续印刷7次，社会上还有盗版；而对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的批驳文章则连专门学者也未认真对待这一事实，说明严复那种“执西用中”的宏观译著，更能引起社会读者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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