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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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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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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严复对炎、黄、尧、舜、周、孔之道，仍然正面看待其历史上的价值，但以为其已过时的言下之意，则是不言而喻的。
对现实的讨论方面，由于甄克斯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衷心拥护者，严复于是顺理成章地把原著中反对废除君主的话加以翻译和宣扬，诸如“吾闻泰东之人，谓君臣之伦，为与世宙终始。此其说虽不尽尔，然亦可见其制之至坚难破者矣”（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12、174—175、168、145、181、96、98—99、145—146页。），严复又加上按语说，“近世崛起齐民之中而操国柄者，英有克伦摩（威）尔，法有拿破仑，皆有传业子孙之意”；紧接着又借甄克斯之口说，“且国位传子之制，虽出于私，而自其果效言之，未始非社会之幸福，盖其事与宗法社会之众情合”，这样“可无至于生乱”。相反，如果废除君主和世袭，则有三种可能：“政党互争，玄黄水火，朝野内外，冲突破碎，无一地之安”；“人怀帝制之心……主权旁落，不可复收”；“操政柄者，欲得利己易事之君……以为傀儡，而己则执神之机”。三者均会导致“风潮滔天，国有覆亡之虑”。故“社会之民德未烝，彼乌托邦之政论，其不可用”（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12、174—175、168、145、181、96、98—99、145—146页。），中外皆然。无疑，作者和译者认为可以保留君主及世袭制的主张是一致的，但这里明显存在一个悖论，译者不是强调要去“宗法”吗？何以这里又能以“其事与宗法社会之众情合”为由，保留东方社会“宗法”制最明显的标志世袭君主呢？
严复还在甄克斯说“犹太种人，其俗固重宗而不重国，故国亦随亡”之后，表明自己对现实中国社会的认识：“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凡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以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注：《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12册，第12、174—175、168、145、181、96、98—99、145—146页。）。至此，严复终于把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与反对“排外”、“排满”和提倡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了。
严译《社会通诠》于1904年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又于4、5两月在《大公报》、《外交报》刊登他自己撰写的《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诠〉》一文，强调“外人交通以来，实以此为无二惟一之宗旨”，“而自谓识时务者，又争倡民族之主义。中国欲富强自立，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注：《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诠〉》，《严复合集》第2册，第340、343—344页。）。把自己翻译此书的现实针对性表白得十分清楚。严复对《社会通诠》十分重视，此后在译著《法意》时，尤其是在1905—1907年间或撰文宣传君主立宪碌碌奔走，或讲演如《宪法大义》、《进化天演》、《政治讲义》等等时，均一再援引《社会通诠》中的观点。 二
民主革命派对严译《社会通诠》的批评，集中于1905年冬发刊的《民报》。在年余时间里，《民报》相继刊登了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三个重量级人物的文章，而且他们三人都引用了严复的“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矣”那段案语，传现出他们的关注所在。
汪精卫在《民报》第1、2期连载了《民族的国民》的长文，内容主要是用历史事实论证反对民族压迫的合理性，以批驳《社会通诠》中所说的“宗法之民”以“排外而锄非种”为“天职”；同时强调，革命派用以动员民众的，不仅限于民族主义，更有国民主义，以批驳严复所谓“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的不实之辞。两人分别使用的“军国主义”和“国民主义”，含义大体相近。
胡汉民的《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则首先强调严氏“所得见”的“民族主义”，仅“为二三少年率尔操觚之作，暨畸人发愤一吐其怨毒之文”，这种种族复仇之论不是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后者是要排除内外的民族压迫，使各自处于平等相竞的地位。胡氏认为，“苟能读中国之历史，与知进化之理，则未有敢蔑视民族主义者”，不独中国，“即今白种列强，其治化已踰越宗法主义时代，而入于军国主义，然畛畦之不能化，触处可睹者，固不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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