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报告客观地分析东北抗战形势和党组织状况，明确提出了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加强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的要求。报告指出，在满洲的抗日运动规模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至今在其中还不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对合法斗争和各类反日游击队依然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这表明，我们落后于形势。要改变党在东北抗战中的被动局面，就需要加强党的群众工作，针对不同的群众，提出不同的口号和要求，努力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报告提出，要利用已有的经验来具体确定满洲工人群众的要求；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义勇军、“红枪会”；要通过群众组织，通过工会、共青团和抗日团体来动员失业者和有工作者，培训他们组成游击队，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吸引过来，通过真正广泛的工作来建立统一战线。

第三，报告在初步总结东北抗战低落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组织必须真正掌握抗日斗争的领导权问题。报告指出，我们的党组织不仅在自己的游击运动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在其他游击部队中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因此，现在满洲的游击运动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改变这种状况，在现阶段，首先应该解决领导权问题。掌握抗日斗争的领导权，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应该把广泛发展满洲的游击运动和把满洲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提到更高的水平。④

这个报告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和肯定。正在这个报告精神的基础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分别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前者是针对全国抗战形势而提出的主张，后者是针对东北这个特殊地区的抗日斗争需要而提出的要求。

《一·二六指示信》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2年11月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正式提出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开始实现党领导东北抗战策略方针的转变，即从反对地主、资产阶级，进行土地革命，转到团结各种抗日阶层和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上来。《一·二六指示信》于1933年4月传达到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于5月15日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一·二六指示信》在东北党组织传达后，东北抗战形势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党直接领导的红军反日游击队基础上，各地部队改名或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或东北反日联合军等武装组织。同时，以各军为核心，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的“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等反日统一战线组织。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东北抗战开始呈现出再度蓬勃发展的态势。为了进一步推动上述形势的发展，7月14日，代表团再次就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作出说明，指出：“早些时候就满洲问题通过的文件中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策略错误。我们希望党的各级机构在本信的基础上重新检查自己的策略，并根据这一原则重新规划自己的工作。”⑤

这个阶段，东北党组织是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中央局共同领导的。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推进东北抗战策略转变的过程中，上海中央局却继续坚持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策略。1934年2月22日，上海中央局发出《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简称《二·二二指示信》)，指责满洲省委对《一·二六指示信》“作了右倾曲解的错误，所以不能正确的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放松了反对右倾尾巴主义的主要危险”，以“上层勾结代替了下层统一战线”，犯了“许多重大错误，必须坚决改正”。《二·二二指示信》要求：“我们要在领导反日斗争中根据群众迫切要求提出没收反革命卖国的财产，拒绝满洲国的一切捐税等等口号，以走向土地革命的阶段去。”⑥ 就东北抗战发展趋向看，《二·二二指示信》是个倒退。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很快作出反映，于1934年9月16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批评了上海中央局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指出：《二·二二指示信》精神是与《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相违背的，给满洲的同志们造成了许多无法解决而且也不容易解决的困难。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组织上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消除《二·二二指示信》的影响。代表团把满洲省委书记马良调到海参崴赤色国际太平洋秘书处工作，从江苏省委调杨光华到东北任满洲省委代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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