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的抗日阵营存在着“意想不到”重新组合的可能性。文件强调：中国当前的情况“可能导致中国的局势发生这样的转折，这种局势使斗争的形式和斗争力量的对比出现意想不到的奇特的组合”。中国共产党必须抓住“出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正确和彻底地利用所有直接和间接的资源，引导所有民族爱国分子投入到全民的斗争中去”；“必须把所有表明意愿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人，吸引到人民统一战线中来，甚至包括那些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归属、宗教信仰等等”。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对苏维埃运动政策作出适时的调整。文件指出：“如果说从前苏区主要是土地革命的根据地的话，那么现在它们就应该首先是抗日斗争的可靠根据地，是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和最牢靠支柱。”“应该根据新的政策对中华苏维埃的宪法作出某些修改。苏区不但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民主政治，而且对于以某种方式参加抗日救国武装斗争的所有其他人来说也是民主政治。”“要让那些真诚地同苏维埃和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的真正的民族革命党派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必须不仅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而且也吸收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相应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要调整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工会运动政策，使苏维埃的“政策和一切活动都应该服从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革命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利益”。(11)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带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文件，它鲜明地表现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总的策略思想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转变。应该说，这个转变是及时的，也是有利于推动中国抗战形势发展的。

但是，我们在肯定上述文件重大意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这份文件在有利于克服关门主义错误、实现中国革命策略调整的同时，却明显地生长出另一种倾向。由于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估计不足，因此，文件不但没有强调党要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相反，把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定位为“协助”和“参与”。文件指出：“在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运动中，不管谁是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最积极的参与，并竭力从组织上巩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的统一战线。”(12) 1936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产国际的上述判断是缺乏实践根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尽管已明确从苏维埃运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并初步进行了理论阐发，但是，能不能在实践中顺利地推进和实现这种转变，还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中国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总的革命策略思想的转变是形成新的策略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如果离开了与本国国情和斗争实践的结合，依然不能达到总策略思想转变的目的，依然不能形成推动具体斗争发展的有效方针政策。

在中国国内，中共中央也在努力探索适应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从瓦窑堡会议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目标逐步清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也逐步开始形成。但是，艰难的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不同抗战指导路线的前提下，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抗战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一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共产国际七大路线与中国抗日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和胜利的具体方针政策。

　　　　三、积极宣传和解释党的正确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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