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旬以后，受中共中央委派，王稼祥开始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6个月后，1938年4月，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成为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稼祥和任弼时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宣传和解释党的正确主张，努力加强与共产国际的沟通，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为党正确的抗战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反对党内错误倾向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形势正“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13) 形势表明，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的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4)。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党内的右倾错误发展起来。

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系统化。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明确肯定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他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公开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的行动限于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他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对于王明的右倾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是，由于王明的右倾错误往往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此，在党员干部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危害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便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实际和中国党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8年4月17日，到达苏联不久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5月17日，任弼时和王稼祥一起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任弼时作了关于4月17日报告的口头说明和补充。他首先谈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抗战中的最基本任务，指出，中共中央估计在两三个月内，武汉可能失守，有可能引起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新的动摇。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其次，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有很大不同，国民党现在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的领导权，危害其统治地位，想尽方法企图削弱、溶化共产党。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其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抗战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活动。“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具有雄厚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15)

客观地说，任弼时的到来，使共产国际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了解到中国抗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因此，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高度重视。经过认真讨论，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困难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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