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由于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六次大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了活动。而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正在长征中。因此，从1935年上半年开始，东北党组织实际上处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独立领导之下。

1935年，共产国际酝酿重大策略转变，即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发出《六·三指示信》，对东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出新的分析。指示信指出，当前的东北还不是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实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指示信进一步强调，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要以我们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为核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指示信明确指出，上层统一战线不是与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而是有利于下层统一战线的进行。鉴于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明显存在的保守思想，指示信强调，“在斗争中扩大与保存游击队的实力，不要固定根据地而牺牲实力”。各游击区所产生的政府，其所在地“主要的以游击队的活动为前提，不一定死守一城，如果游击队为了战略的或经济的关系，或为活动的便利，尤其是实力的保存，而离开原来的地方，则政府亦应随军而迁移，不要死守根据地而损失反日武装的实力”，“不与敌人强大的兵力作正面冲突，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的弱点，扰乱他们侧面和后方”。⑦ 指示信提出要建立东北军事领导机关，如提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任务。《六·三指示信》发展了《一·二六指示信》的统战思想，从策略路线到战略战术上全面指导了东北抗战的发展。

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建议把东北的所有抗日部队联合起来，统一队伍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著名游击队指挥员名义发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这以后，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先后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东北抗战融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东北共组建了11支抗日联军，人数达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导东北抗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东北抗战上述局面的形成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二、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协助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策略思想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提出在中国实行“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的策略总方针。按照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要求，苏维埃运动的目标就是推翻国民党专制制度，代之以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苏维埃革命的策略总方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策略思想，但是，1933年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在中国的侵略，这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领导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就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而言，共产国际开始酝酿将苏维埃运动的策略总方针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在这个过程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挥了特殊作用。

1935年6月14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明确指出，国际形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向各国党提出了新的任务，现在是各国党对本党策略作重大修订的时候了。在这一精神指导下，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借鉴欧洲国家联合阵线和总结参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的意义在于：开始抛弃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所主张的联合，已经不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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