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赞同中共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任弼时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斗争，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是十分有利的。
任弼时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宣传。1938年7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发起了一系列宣传活动。任弼时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引导宣传活动的正确方向。在代表团的积极努力下，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组织了其他国家共产党参与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7月6日，《真理报》用整版篇幅，在“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通栏标题下，刊登《英勇的人民》、《奋飞的中国人》等报道，介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事迹，并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的合影照片。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通过驻欧洲和美洲的有关机构和组织，在进步媒体上刊登介绍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的文章和新闻报道。所有这些工作，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活动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有力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形象。就是在纪念中国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声明》，号召国际无产阶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及一切热烈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通过舆论、抵制日货、募捐、直接派遣医药救护队到华等多种方式援助中国抗战。从中国共产党抗战斗争的外部环境看，这个阶段的更多的理解、拥护和支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信心。
1938年7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原负责人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托洛夫召集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阵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16) 很显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不断努力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各项方针政策有了更为直接和全面的了解，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季米托洛夫的谈话表明，共产国际继在政治上肯定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后，在组织上也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
这个阶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并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之一。9月14日，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首先说明：“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随后，他着重传达季米托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任弼时的报告以及同王、任谈话的主要内容，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7) 随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贡献是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骤。后来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理解和支持是及时的，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党初步解决了内部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一心一意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任务。
1939年后，为了进一步深化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加强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文章和著作的俄文翻译工作。1939年4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9月，俄文版的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被分送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领导人。尔后，共产国际宣传部又将其译成各种文字分送各国代表团。到1940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务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正常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方针政策的执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存在了12年，其中10年时间处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这也正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最为活跃的时期。尽管由于身处国际环境中，还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隔阂的问题，特别是王明等人的错误更是造成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损失。但是，从总体上看，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抗日战争胜利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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