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一宣言》起草过程中,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多次审看和修改该宣言的内容,并充分肯定宣言提出的新策略思想的重要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托洛夫曾多次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形成是总结法国人民阵线、西班牙人民早期革命运动和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也是总结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初期的经验而提出的。
共产国际七大是一个新的开端,会议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初步确定局部审查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有的同盟军的“隔绝状态”⑧。
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和《八一宣言》发表为标志,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策略思想的调整进入实质性阶段。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为了尽快让中共中央了解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把因长征而中断的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努力,短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体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主张和建议。
1935年8月27日至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在中国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具体落实《八一宣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阐释苏维埃政府纲领与《八一宣言》提出建立的国防政府纲领的区别时指出,国防政府纲领只强调没收汉奸土地和财产,而苏维埃政府纲领则强调没收所有地主土地。代表团建议,在当前中国的条件下,应该放弃对私有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不切实际的过分经济要求,要修改苏维埃宪法,扩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以及所有参加同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人们的政治权利。代表团明确指示:在宣传中和组织群众反帝活动时,应该首先提出拯救中国的口号,而不是“保卫苏联”;把斗争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摒弃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商贸和宗教人士采取的“游击作风”。代表团在报告中还提出,要重视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以及工人和劳动者的其他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同时特别注意建立反帝协会和同盟。很显然,这份报告在试图改变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上是有明显突破的。
就在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施对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进行调整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有了新变化。这对酝酿中的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的转变产生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为了赢得苏联政府的武器和物资援助,从1935年10月开始,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频繁接触并展开外交谈判。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代表也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要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加快了推进政策调整的步伐。
1935年10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致季米托洛夫的信中指出: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是真正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因此,也表现出一些改变政策的灵活迹象。以后事情会怎么发展,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在实行正确政策的条件下,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局面。⑨ 11月,代表团再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准备同一切忠诚的爱国者一起为拯救我们的祖国而奋斗,因此,必须立刻停止我们人民和我们军队中的任何内部争斗,立刻停止对自己的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军事行动,让全国人民和所有军队为共同的神圣事业——抗日救国立即联合起来。值此,中共中央建议:在一切政党和集团之间,所有军队之间和各社会团体与群众组织之间立即开始就联合反对共同敌人的条件和途径问题进行谈判;立即召开将有我国一切愿意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斗争的各政党和集团、各军队、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民主选出的代表参加的全民救国大会,以便讨论动员和联合全国人民和所有军队保卫国家的具体措施。⑩ 12月9日,这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
自1935年以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策略思想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在1936年上半年取得了成果。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指示草案。这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自七大以来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策略思想的任务初步实现。文件的主要起草人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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