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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内涵和历史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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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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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阿斯特拉罕的加尔梅克人 （土尔扈特人）佛教徒来保持的”。［2］（P39）
以武力为后盾的强权政治外交，是英俄帝国主义分裂西藏活动中的第五种手段。这表现在英国一手操纵的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15、1918、1921年三次胁迫中国政府重开西藏问题的谈判及1947年的 “泛亚洲会议”。旨在分裂中国西藏、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因中国政府拒绝签约及西藏地方政府此后拒绝承认而破产，英印政府鼓动西藏地方政府擅自打出雪山狮子旗为国旗及制造独立形象的地图事件也因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而未能得逞。同时还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政府，千方百计为西藏亲帝分裂集团的藏独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英美及印度又从外交方面施加压力，特别是美国于1950 年唆使萨尔瓦多向联大提出议案，竭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和平谈判。
在西藏内部策动政变，打击爱国内向势力，是英俄帝国主义分裂西藏活动中的第六种手段。当西藏地方政府坚持内向而与中央加强联系时，为了分裂西藏，英印政府先后策动亲帝分裂主义势力阴谋策划了1924年的未遂政变及1941 年的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政府一度被达扎分裂集团控制。其次，是怂恿鼓动藏军于1917年、1930年两次东进及北犯。再次，是挑拨达赖与班禅的关系，阻挠九世班禅返藏以削弱藏内抗英反帝力量。
派遣帝国主义分子入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加紧制造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是英俄帝国主义分裂西藏活动中的第七种手段。主要有：沙俄秘密派遣德尔智多方影响拉拢达赖十三世；英国于1920年派遣柏尔在拉萨搞分裂活动，最终被西藏人民驱逐；1936及1939年，派使团两次入藏，加紧挑拨藏汉关系。特别是1946年第三次入藏的黎吉生一手操纵制造了热振事件和二次“驱汉事件”，一再掀起藏独浊浪。
（三）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和藏独势力的买办性及其与西方列强在“藏独”问题上的差异点。
前文已经指出，西藏内部的分裂主义分子和亲帝藏独势力集团是英俄帝国主义直接插手扶植培养出来的，不管是前期以夏扎为首的藏独势力，还是后期以达扎、夏格巴为核心的藏独集团，其主要成员都带有很明显的买办特点。其买办性表现在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贵族或西藏政教上层，许多人通过藏印贸易并均受到帝国主义的贿赂拉拢，从政治到经济上均依赖于帝国主义。从二次英军侵藏战争开始，英国就利用达赖离藏、藏政混乱之机，通过其驻亚东、江孜的商务委员，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公元1908年，驻亚东的英国商务委员麦克唐纳曾供认：当汉藏人民或官员之间发生争执时，他总是支持藏人反对汉人，借以挑起民族间的仇恨，离间西藏与中国中央政权的关系。驻江孜英国商务委员鄂康诺经常用各种礼物“馈赠”西藏官员、贵族及其家属，他曾以八百卢比和一支手枪作为“礼物”，收买西藏一个噶伦。特别是随着英国经济侵略的加强，藏印贸易迅速发展，西藏上层一部分僧俗官员和贵族越来越卷入到藏印贸易中去，他们逐渐垄断了西藏的商业和对外贸易。英国也有意从日益增长的藏印贸易中，给他们以大量的方便和实惠，让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这种经济联系是促使西藏上层当权派中亲英派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从藏印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上层官员和贵族中，逐渐分化出帝国主义在西藏的走狗——买办阶层。英帝通过他们把西藏经济纳入英印经济势力范围，并逐步转变这些人的立场，即由仇英变为亲英，进而把英帝国主义当作他们的靠山。英帝在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收买、拉拢活动之后，果然在西藏大农奴主阶级中扶植起了像夏扎·班觉多吉、强钦·阿旺白桑、赤门·诺布旺杰、擦绒·达桑占堆以及后来的摄政王达扎及夏格巴等一小撮藏独势力。
以前期的夏扎一伙来说，夏扎出身贵族，在1893年以接洽官身份赴印了解中英藏印续约情况时，受柏尔贿赂拉拢，又因阻挠西藏军民武装抗英而一度被革职扣押。后与达赖逃抵大吉岭后，成为英国与达赖之间主要联系人，是亲英分离主义势力的头子。达桑占堆虽出身平民，但因在达赖逃印途中抗击清军有功而被达赖收为贴身近侍，后又送英国学习，返藏后一跃成为亲英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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