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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清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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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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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商品经济研究。肖国亮《清代封建国家干预商业经济的历史特点及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期)一文认为，为了维护封建经济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清代封建国家通过官营商业和专卖制度、榷关制度、牙行制度、行会制度对国内商业加以干预，又通过行商制度对对外贸易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在经济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新生产方式的产生，维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力量。陈庆德在《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社会效应》(《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已广泛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要素，无论就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还是就这一经济形成对各种社会力量影响的幅度和作用的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世界各国在前工业化时期所达到的水平。明清时期，两广商业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黄启臣《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一文，认为其市场结构为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盐布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模式，而这种贸易的发展与市场结构的形成，则与当时两广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差异，水运发达和广东海外贸易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而徐晓望的《清代前期广东福建两省的粮食消费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一文认为，清代前期闽粤的粮布消费在相当深的基础上卷入市场经济。这说明早在鸦片战争前，广东福建就已出现了自然经济分解的现象，并有一定的深度。吴量恺的《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期)一文指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既有追求取得使用价值为目的商品经济，也存在着以取得交换价值(即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石莹的《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一文，就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问题作了探讨。(见《武汉大学学报》2期)。对于清代商人的研究，罗仑在《乾隆盛世江南坐商经营内幕初探》(《南京大学学报》4期)一文中，指出迎合顾客的消费心理，以达到谋取厚利的目的，是当时江南坐商普遍坚持的经营宗旨。此外，范金民的《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李克毅的《清代盐商与帑银》、张正明的《清代晋商的股俸制》(均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2、4期)等文，亦值得参考。
赋役与仓储制度研究。对明清时期的赋役改革，彭雨新在《明清赋役改革与官绅地主阶级的逆流》(《中国经济史研究》l期)中认为，这一改革是在削弱以至废除官绅阶级优免特权的进程中逐步向前发展的，改革的方向是徭役制由力役进到丁银，再由丁银归入田赋。从此人头税向苦难的平民告别，财产税的田赋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下最能适应纳税能力的广阔税制。清代的“漕运”，实际上是田赋转输的一种形式，它兼有赋役、运输的双重性质。张照东在《论清代水路漕运方式的演变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期)一文指出，清中叶以后，水路漕运发生重大变革，官办河运制度日趋衰落，雇商海运漕粮大规模施行。陈锋对清代三藩之乱期间的盐课岁入进行了辨析，提出有许多名目的加征；而这种高额盐课岁入的取得，又是以牺牲商民利益为前提的，亦是商民大困、盐价日高的根源。(见《清代三藩之乱期间盐课岁入辨析》，《历史档案》3期)。仓储为中国封建社会解决“民食”问题的重要制度，清前中期又以常平仓最为重要。陈春声在《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中国史研究》3期)中认为，仓储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仓储运作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常平仓以捐纳监谷作为仓谷的主要来源，建立了一条新的社会流动渠道，使许多地主、商人进入统治阶层，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有利于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同时，常平仓亦是国家政权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实行的一种积极的社会控制措施。
除上述之外，还有许多研究者对清代的科举人口、户口统计制度、老年人口政策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作了探讨。科举人口是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产物。清代，科举人口分布于城乡各地，这是一个成分复杂、社会参与广泛的阶层。王跃生的《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人口研究》3期)一文，研究了清代科举人口的构成、数量、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活动等问题，并探讨了它的社会属性。陈桦则对清代四川的户口统计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四川在不同时期实行了三种户口统计措施，即顺治年间至雍正十年的“以粮载丁”法、雍正十年至乾隆五年的“按户核丁”法、乾隆六年以后的保甲统计法，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三种详实程度不同的户口统计数字。另外，王跃生的《清代老年人口政策》(《历史档案》4期)一文则论述了清代老年人口政策的具体表现与实质。朱诚如的《清前期关内外人口流动及其影响》(《辽宁师大学报》4期)一文也值得注意。关于清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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