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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清史研究概况

时间:2009-7-24 13:48:12  来源:不详
状元的命运》(《南京大学学报》“社会史专辑”1989年)一文,选取1644——1911年清朝时期的状元群为研究对象,从状元的分布、寿命、中状年龄、家庭出身及环境、婚姻和生育、仕途诸方面揭示他们或顺或逆的命运,试图把剖析清代状元的命运作为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士人命运的一把钥匙。王跃生的《清代离职官僚的社会活动述论》一文,则重点探析了清代离职官僚的社会活动及其特殊性。(《求索》2期)。


  军事史研究。对清代军事史的研究,八旗制度是侧重点,也是热门话题。徐凯在《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北京大学学报》5期)一文中认为,八旗制度的变革是围绕着集权与分权的问题逐渐展开的。在努尔哈赤过世后的百年中,八旗的改革历尽艰辛,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天聪、崇德时期。皇太极以变易旗帜,揭开了八旗改革的序幕。他渐将三旗,南面独坐,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被肢解了。二是顺治、康熙时期。确立了上三旗和下五旗的体制,八旗分治的目的为了集权,这是八旗制度的重大变化,诸王旗权渐被剥夺,皇权得以巩固加强。三是雍正时期。胤禛从政治、组织、思想等方面采取断然措施,极力限制诸王举动,肃清下五旗原主对旗下人的潜在影响,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障碍。这是君主集权发展的必然结果。八旗制度自身的这场深刻变革。就满族社会发展而言,应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潘景隆《吉林八旗军的兴衰》(《历史档案》3期)一文,着重探讨了吉林八旗军的兴衰史,认为吉林八旗军的兴衰与清王朝相始终。它在抗击沙俄、修建城池、兴办驿站、保卫京师、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噶尔丹叛乱时均为清王朝作出了贡献。但是,吉林八旗军却随着清朝衰落而衰落,最后衰亡,究其原因,一是政治腐败;二是死伤颇重;三是武器落后;四是俸饷不足。潘洪钢在《清代四川驻防将军小考》(《清史研究通讯》4期)一文认为,乾隆时期所设成都将军,其职分、属员等均与一般内地将军迥异,有掌番夷之责,且兼管边外绿营。八旗生计问题也是八旗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迟茗在《八旗生计与八旗制度》(《北方民族》2期)中,对八旗生计问题的产生、解决等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后认为,要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必须彻底废除八旗制度,让满洲八旗全部回到生产中去,谋自为生养之计。对清代绿营兵制的研究,陈锋的《绿营的低薪制与清军的腐败》一文,从俸饷制度入手探讨了绿营的盛衰。认为绿营在2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盛衰腐败的轨迹不但与清廷的兴衰与危机保持着惊人的同步振荡,而且牵动着政治、军事、经济和财政的每一个敏感的神经,(《武汉大学学报》2期)。刘世哲在《清太宗时期兵律类汇引议》(《民族研究》6期)一文中,将太宗时兵律与大明兵律内容比勘、详考后认为,太宗时兵律不严谨,不具备正式法律应有的简洁与扼要,往往是与其他事情搅在一起,鱼目混珠,甚至多所重复,而且兵律内容较狭窄、贫乏。但它大多是在太祖旧律基础上根据满族国情创制的,是满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混合产物,故具有鲜明的满族特色。
  海禁与中外关系研究。韦庆远在《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期)中指出,康熙采取开海的决策反映了当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开拓中外贸易以及其它交往的现实,系明智之举。但随着开海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皇权统治之间的碰撞,反过来对开海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叶志如却认为,康熙虽开放了海禁,但朝廷始终未彻底摈弃禁海政策。其直接恶果,使得边海地区人民陷入痛苦深渊,失地无业游民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海盗”泛起的动乱之源。(《乾隆年间广东海上武装活动概述》《历史档案》2期)。林延清《嘉庆帝借西方国家之力镇压广东“海盗”》(《南开学报》6期)一文,对嘉庆时期,清朝借用葡萄牙、英国之力镇压广东沿海地区渔民起义的原委作了详考。吴建雍在《清前期对外政策的性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l期)一文中认定,清前期的对外政策从本质上说是“闭关锁国”的,在此政策指导下,清政府对本士上进行的中外贸易的限制,也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外,徐建新的《台湾郑氏商船降清始末》与薛瑞录的《魏耕和清初的“通海案”》两文;亦涉及有关问题,值得参阅。(均见《中国史研究》1期)。对中俄贸易史的研究,有朱成国的《试论“恰克图条约”对中俄贸易的影响》与郭蕴深的《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二文,(见《西北史地》4期、《历史档案》2期)。朱文认为“恰克图条约”改变了中俄贸易的格局,对商队贸易的衰落和恰克图贸易的繁荣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中俄贸易的发展。郭蕴深指出,清代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是两个大国间进行的平等交易,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这在清代对外贸易中是不多见的。李鸿彬《简论乾隆抗击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一文,认为乾隆末年,清廷两次派兵进藏抗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虽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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