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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清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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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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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王守稼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历史命运》(《学术月刊》1期)一文中指出，农业和手工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但对此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它只是稀疏地出现在棉纺织业生产等个别部门中，且先天不足，好景不长。小农从事棉纺织手工业，没有足够的生产资金做后盾，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涉及该问题的论文还有：陈庆德的《商业资本的历史认识》(《思想战线》1期)、何本方的《淮安榷关简论》(《淮北煤师院学报》2期)、张一中《明清间松江地区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湘潭大学学报》2期)等文，亦可参阅。
二、政治史方面。本年度这方面的论著，涉及清代的政治制度、科举与官制、军事史研究、海禁与中外关系、天地会与秘密结社组织反清活动等问题。
政治制度研究。孙文良《论清初统治的因革与变化》(《社会科学辑刊》2期)提出，清初的统治制度，除了因袭前明以外，还有来自后金以及关外早期清朝已有的制度，因此它与农民起义蜕变建立封建国家有所不同。但清朝建立的统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停滞，不但清朝本身不是先进的社会势力，与其争夺统治权的明朝与农民军也不是先进的社会势力。冯元魁等《略论清朝内阁的职掌与机制》(《上海师大学报》2期)一文，认为明清内阁有三方面的区别：一、明废宰相制而设内阁，然留下相权痕迹；清名义上内阁为一切衙门之首，实质上仅是协助皇帝处理内外臣题本的事务机关。二、明内阁制乃是初创阶段，而清内阁制得到进一步完备。三、明内阁权力不断扩大而大学士的品秩不予提格；清内阁权力日益削弱而品秩不断升格。对清代的文官制度，舒顺林等在《清代文官制度概论》(《内蒙古社会科学》3期)一文中指出，清代官员的封赠承荫、回避与休假致仕等方面均有一套细密的规定，这些内容是清代文官制度的重要方面，它对于激励文官、保障文官队伍的正常运行，乃至遏制官场上某些不合理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仅仅是也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种辅助措施而已，因而它的局限性及其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对清代的人事回避制度，韦庆远认为，它可分为地区回避、社会关系回避、特定职务回避等三个方面。它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有关规章而又有所发展，参详订正，既恪遵应贯彻执行回避的前提，而又一再去其宽滥，保持着一定的灵活和变通，以求与各该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统治利益相吻合。(《论清代人事回避制度》，《历史档案》2期)。清代流放制度，是清代刑罚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张铁钢在《清代流放制度初探》，同上，3期)一文中认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将犯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惩治犯人和维护封建统治。同时，流放制度还是清代产生奴婢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清代督抚的甄选，王雪华在《关于清代督抚甄选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6期)一文认为，除皇帝特旨补放、廷臣会推外，更主要是由吏部开列具题请旨。有清一代督抚，一半以上选自布政使，次为六部侍郎以及学士、都御史等职。而对清代胥吏的社会地位问题，赵世瑜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心态与明清胥吏的社会地位》(《政治学研究》1期)中，通过两种不同政治心态的研析后，认为，由于充吏者大都为下层人民，甚至包括一些市井无赖，出身于官绅家庭者，自然不屑于加入他们的队伍，这就加重了重官轻吏的政治心态。然而，下层百姓大量投身于胥吏队伍，却反映了这一集体的另一种政治心态，即通过充吏这个手段，达到抓权拢钱的目的。在官绅的政治心态背后，功利心态与道德心态基本上是统一的，而在充任胥吏的下层人民那里，二者则大都是矛盾的，并且功利心态战胜了道德心态。
科举与官制研究。王跃生的《清代“生监”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南开学报》l期)，探讨了清代生监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并强调指出，他们虽功名较低，却有着巨大的数量优势，其它任何功名阶层无法与之相比。而生监总体上出身家庭等级的下移，使他们中不少人一经步入士人阶层，如不能及时中举、入仕，便被迫谋生，从而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也得以加强。他的《清代举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社会史专辑”1989年)则对清代举人的社会地位、入官道路、活动特征以及社会关系等问题作了剖析。陈天倪阐述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一制度中的舞弊行为与惩治，他指出这一制度既是封建王朝甄拔培训全国文官的制度，也是牢笼知识分子的一种工具。(《清代科举制度》，《史学集刊》1期)。吴建化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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