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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清史研究概况

时间:2009-7-24 13:48:12  来源:不详
旗人的特别司法审判制度,有双重意义:一是维护满族少数民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不使其融化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二是保持八旗作为国家专制权力的威慑和镇压力量。但清统治者在制定这一特权时,又小心地使之统一于国家法制,不使特权有害于国家大法。(《清代旗人的司法审判制度》《清史研究通讯》1期)。在民族政策方面,陈安丽在《康熙对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一文中,探讨了康熙对蒙古的政策和措施,认为康熙对蒙古王公贵族进行封爵、年班、围班、赏赐、联姻、对喇嘛教既限制又推崇、利用,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北巡、扶植畜牧业、农业、渔业生产和贸易等政策,均收到积极效果。此外,乌云毕力格《拉藏汗与和硕特汗廷的命运》(《西北史地》2期)、钟福国的《试论清初和硕特蒙古进入青藏高原及其地位和作用》、杨生泉《论清代前期的“平准保藏”斗争》(均见《甘肃民族研究》l期)等文,对有关的重大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吴元丰、赵志强的《清代锡伯族对祖国的贡献》和何荣伟等《锡伯索伦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均见《满族研究》2期)两文,对清代锡伯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前文认为:清代锡伯族的贡献有:一、坐卡巡边,守卫疆土;二、抵御外侮保家卫国;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四、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后文则对清代分布于霍城和塔城的锡伯索伦的形成原因以及历史作用等问题作了简要论述。王彬对清初窝集部之来源、分布及其是否能构成一个部族等问题探讨后以为:所谓“窝集部”是散布于森林中的民族的通称,并非为某一女真部的名称。(见《北方民族》1期)对清代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的研究,亦有专门论述。卓尼土司,是清代西北地区的重要土司之一,桑吉在《卓尼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甘肃民族研究》4期)一文认为,卓尼土司制度作为封建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它首先为其统治区提供了具有共同的语言、地理环境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物质条件,政治上维护了中央政权的统一;经济上稳定了社会生产并发展了民族经济;民族关系上,较好地处理了藏汉的相互关系,成为它生存发展的基础。张捷夫通过探讨容美土司案发生的背景及其经过后指出,清政府在容美地区设置州县,宣告了土司头目田氏统治容美八百多年历史的结束,容美纳入了全国统一的行政体制。这是鄂西土家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见《容美土司案发生的背景及其经过》《历史档案》4期)。民族风尚既是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各民族不同的民族特性的体现。左步青在《满族贵族的尚武精神及其泯灭》(《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一文中认为:决定清王朝国运兴衰有诸多因素,但清王朝兴起时作为满族贵族发展动力的尚武精神的黯然消逝,至少是诸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杨英杰的《满洲的服饰发式风俗》(《辽宁师范大学学报》4期)一文指出:满洲的服饰、发式直接承袭了女真人喜尚皮裘,适于射猎、编发为辫的基本习俗,同时又融汇了汉族、蒙族等服饰的某些形式。


  民族经济史。郭孟良《清初茶马制度述论》(《历史档案》3期)一文,通过对清初茶马制度的论述,认为茶马制度的整顿、变通及茶马互市的发展,对于刚刚入关,立足未稳的清政权起到了兼得政治、经济、军事三利的作用。赖存理的《清代回族商业经济初探》(《甘肃民族研究》1期)一文,高度概括了清代回族商业经济的特点。王熹、林永匡《清代塔尔巴哈台的哈萨克族贸易》(同上,4期)一文指出:这一官方贸易活动,是清政府经营开发新疆北部地区所采取的重大的经济措施之一。在西南地区的民族贸易活动中,清代中后期青藏云贵的商业交通,则是维系这一贸易的重要纽带。刘秀生提出,云贵青藏四省区虽地处高原,交通险阻,但在清代的原始交通条件下,仍然同内地建立了广泛的商业渠道。西藏和青海通过甘肃,既可与新疆丝绸之路相通;又可向北,同京师—内蒙—新疆商业干线相达。西藏和青海通过四川,可与汉口、上海相连,且可与云南贸易。云贵既可北缘进入长江上游,又可东缘进入长江中游;东南缘还可进入两广。从而使得四省区与全国商业网连在一起,成为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而张世明《1644—1840年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和国外之间的区域贸易初探》一文,则较为系统地对西藏与四川、云南和通过青海与内地的贸易情况,以及西藏与克什米尔、尼泊尔、不丹与印度的贸易源流进行了详论,颇有新意,值得参阅。
  五、思想文化史研究。对乾嘉“扬州学派”这个群体,王俊义在《论乾嘉“扬州学派”》《青海社会科学》3期)中认为,从乾嘉汉学分化出来的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发展了乾嘉汉学;同时又指出了汉学的局限和弊端,反对泥古墨守,主张发展创新,从而成为由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清代,浙江的学术文化较之宋元明三朝更为蔚盛,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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