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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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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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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由此观察在历史过程中的观念与思想。作者认为，如果以世界各国已有的军事改革、外交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标准，如果用以后100 多年来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所走的曲折道路相对照，司员士民在上书中提出的军事、外交上的诸策，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其实大多为“救时的偏方”。其二是《“公车上书”考证补》[12]。“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该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该文指出，其实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该文同时指出，《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尽管学界对康有为、梁启超涂饰史料以神话历史的行为早有察觉，并多有揭露，但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相表里，实为支撑这种话语系统下戊戌变法史叙述框架的核心文献。近年的研究趋向表明，在研究戊戌变法时，学界似乎己经不再只关注康梁之文本，而忽略其文本产生的语境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和戚学民对《戊戌政变记》版本及其语境的探索。其中，后者的研究更具深入性。相比而言，对康有为自编年谱形成过程的探索，依然很有限。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13] 一文认为，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学者己经注意到康氏自编年谱中对其戊子年(光绪十四年，1888)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情形的记载有疏漏之处，但究竟康有为是怎样“作伪”的，张勇《康有为的“作伪”及其限度——以康氏戊子乡试自述为例》[14] 一文做了新的探究。他认为，由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条下对顺天府乡试的记述所引出的这段小小公案，其根源首先在康有为本人。他在记述时，含混其辞，将两次应试并作一谈，对戊子年落榜避而不言，却极力渲染己丑年不中的缘由，试图给人印象，他所以乡试不中，全是由于徐桐的挟嫌报复。在康氏而言，其本意或只在遮掩连续两次落第之羞，而略施移花接木的障眼技法；然而让康有为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一小小伎俩，既障人又自陷：后人欣然接受了他“合二为一”的说法，但又正是据此“史实”指认他“误记”、“颠倒事实”乃至手段卑下，人格有亏。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也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疑案。关于“告密”的时间是八月初四日还是初五日，地点是北京还是天津，对象是奕劻还是荣禄，以及“告密”与戊戌政变发生的关系等问题，均未有定论。刘路生针对郭卫东所谓袁世凯八月初四日在京向庆亲王奕劻告密说，撰文提出商榷。文章认为，戊戌政变，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条件，徐世昌初四日告密说没有根据。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荣禄才是告密的最佳人选。袁世凯日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15] 孔祥吉则利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具体考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从而认定，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戌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那种认为戊戌政变非由袁世凯告密而发生，或者称袁世凯是在杨崇伊上书后怕受牵连而被动告密之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虽然从局部讲，各有其理由，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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