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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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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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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察，则很难自圆其说。”[16] 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三、 关于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研究
停废科举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2005年是废科举100周年，不少刊物发表了纪念性的文字，多在阐发其历史意义。在清季社会制度变革中，科举停废的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观念、习俗乃至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道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检讨。关晓红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文章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多数乡村士人不仅基本能够维持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权力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17]
清末新政时期设立的邮传部，承担着建设和发展交通、邮电事业的重任，在铁路、航运、邮政、电政事业的发展和利权回收方面均有重要表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18] 一书，是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邮传部的专著。作者对邮传部这个新的中央行政机构作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探讨，对该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全景式扫描，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作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
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19] 一书，以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该书着力探讨了晚清鸦片税收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两者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且力图从中透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揭示清末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深入理解剧烈变动的社会矛盾。作者认为，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的关系非常复杂，既相互契合，又互为对峙，在禁政急促推进和财政抵补目标难以实现的背景下，对新政改革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禁政与新政的进程中，不断产生纠葛和对立，督抚专权与中央集权两种对立的趋向均有所强化，给禁政和新政改革以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鸦片税收抵补乏效导致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困境的进一步加剧，更使中央与地方关系趋向对立，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也因之激化。一波既起，万波相随，鸦片禁政对新政改革的失败，乃至对清朝的灭亡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关于满族亲贵与新政关系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孙燕京、周福振《善耆与清末新政——以20世纪初十年的北京新政改革为视点》[20] 一文。该文认为，肃亲土善耆在世的年代，正值清王朝国势陵替，大厦将倾，为维护王朝的统治，善耆雷厉风行，大胆任用新人，举办了诸多新政，如整顿京师巡瞥、制定报律及出版律、筹办京师自治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革新人士的诉求和时代发展的意愿，对京师建设和新政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驻外使节是推动清末宪政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祖金玉《清末驻外使节的宪政主张》[21] 一文认为，清末宪政改革时期，驻外使节是官僚立宪派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为清廷谋划的宪政方案大致为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模式，就立宪层次而言，无疑是保守的，低层次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则十分激进，始终坚持速行宪政论。结果，其政治态度的激进性超越了改革方案的保守性。他们最终走到了清廷的对立面。这又一次表明，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分化，是宪政改革失败、清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关于幕府人员与宪政改革的研究，冀满红、李慧《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22] 一文认为，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开放党禁案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叙述资政院议案时有所涉及。唐富满、曾庆军《开赦党禁案与清末政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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