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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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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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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释法显撰。杜佑《通典》引此文。又作法明。盖中宗讳显，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国讳改焉”四字也。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胡震亨刻入《秘册（汇？）函》中，从旧题曰《佛国记》，而震亨附跋，以为当名《法显传》，今考郦道元《水经注》引此书，所云於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国，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曰《法显传》，则震亨之说似为有据。然《隋志》杂传类中载《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不著撰人。地理类载《佛国记》一卷，注曰：沙门释法显撰。一书两收，三名互见，则不必定改《法显传》也。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又于阗即今和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然六朝旧笈，流传颇久，其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记所及。存广异闻，亦无不可也。”[3]
实事求是地讲，馆臣们写的这段提要，对《法显传》撰者姓名的辨正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的考订，都做得不错，大致也都到位。但讲到于阗一地的的情况，就完全外行。于阗即和阗，曾经是西域道上佛教最为盛行的地方。于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这句话，暴露出当时的馆臣们对边疆或者说域外历史的浑然无知。接下来馆臣们又以当时刚编成的书《钦定西域图志》为依据：“《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这就更使人为馆臣们惟“钦定”是从的态度感觉到悲哀。至于对“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的批评，也有些勉强。看得出来，馆臣们实际上不太明白这里讲的“中国”和“边地”究竟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里重要的倒不是馆臣们撰写的“提要”中有一处或几处错误，而是其中反映出的馆臣们对历史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极大的无知。要知道，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最高知识水平！
同样的情形其实不限于此。《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在《佛国记》之后，收入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馆臣们为《大唐西域记》撰写的“提要”正好以《佛国记》作比较：
“昔宋法显作《佛国记》，其文颇略,《唐书•西域列传》较为详核。此书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史所录者，朝贡之邦，此所记者，经行之地也。…… 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举其地以实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元奘至天竺求佛书，因记其所历诸国。凡风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员之广隘，物产之丰啬，悉举其梗概，盖未详检是书，姑据名为说也。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征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误，一一厘正。此书侈陈灵异，犹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姑录存之，备参考焉。”[4]
这与讲到《法显传》的态度并无二致。馆臣们不知天下变化的大势，而只以“钦定”为真理，其气度完全不可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遑论汉唐！
回顾中国近两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自满与无知还只是开始。这种情形要延续到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到鸦片战争发生，中国人才不得不“睁开眼”去发现外部的世界，并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四库全书编撰时间大致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的十年之间（1772－1795）。在此之后不到一百年，《西域记》也包括《法显传》等书的价值却被当时西方以及在印度与中亚活动的西方考古学家所认识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标志之一，就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这几种书的西文的翻译。
二、十九世纪
在欧洲，最早注意到《法显传》，并将它翻译成法文的应该是法国学者Abel Rémusat。Rémusat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后来在法国形成气候的汉学及中亚研究的学术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开始的。Rémusat翻译的法文本《法显传》，原书我没见过，国内似乎也很难找到，只知道这个译本曾经经过增补，1836年在巴黎出版过。[5]
《法显传》在欧洲的第二个西文译本是Samuel Beal翻译的英文本，题目是Travels of Fa-hs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 and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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