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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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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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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A.D.)，1869年在伦敦出版。Beal原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清代来华。他翻译过好几种书，其中《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他后来对《法显传》的这段翻译，又做过修改，放在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前面。[6] 平心而论，现在看来，Beal的翻译质量并不太高，研究也很一般。但Beal的这个译本，与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一样，在英语世界，是最早的译本，所以直到今天，在西方及印度仍不时还有人提到并引用。
在Beal之后，又有一位英国学者做过翻译《法显传》的工作，这就是剑桥大学的Herbert A. Giles。Giles翻译的《法显传》，题目是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1877年出版于剑桥。[7] Giles原是英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任满后到剑桥做教授，是剑桥大学汉学研究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五十年代制定的汉语拼音被广泛接受以前，西方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拼写汉语的规则，是所谓的威妥玛式拼音。这套拼音有两位设计者，其中之一就是A. Giles。
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一致对《法显传》发生兴趣，并非偶然。欧洲学者，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为了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历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诸多问题，多方面地搜集资料。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原来有这样丰富细致、详实明确的记载，真是如获至宝。因此，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和翻译这些著作。这些著作中，包括《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一批中国求法僧的书。我们只要看这些书先后在欧洲被翻译出版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点。《大唐西域记》的第一个英文译本由Beal完成，不久又出现第二个英文译本，这就是由T. Watters翻译并详加注释的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对《法显传》，Watters其实也很有兴趣。他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法显传》的翻译。[8] Watters最早也是英国驻华的外交官，曾经做过驻宜昌的领事。他做过的最有名的工作，是《大唐西域记》的翻译和研究。[9]
在这样一种翻译和研究求法僧著作“热”的形势下，又有了《法显传》的第三个英文译本，这就是James Legge翻译的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1886年在牛津出版。[10] Legge的翻译，比起他的先行者而言，已经比较讲究版本。他使用的底本，是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条文雄提供给他的日本安永年间的一个重刻本，这个重刻本的底本是高丽藏本。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提到和用得最多的，是Legge的这个译本。
一个遗憾的事实是，这个时期，我们中国学者，在《法显传》研究方面，除了上面讲到的《四库全书》馆臣们撰写的那一篇提要以外，几乎没有可以值得一提的东西，甚至连关心这部书的人也极少。当然，这主要是当时的大形势使然。
三、二十世纪至今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法显传》一类的文献。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外来各方面的刺激与清代朴学传统相结合，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也渐渐形成风气。与《法显传》有关的，民国初年，有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卷七《节录晋释法显佛国记》与丁谦的《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1] 再后有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12] 中国学者的工作，往往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中国学者因此逐渐成为研究《法显传》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在《法显传》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方面最主要的著作，是足立喜六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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