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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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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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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断，很富有想象力，也很能增加中国人的自豪感，但书中没有提出任何新材料，所做的证明很难说服人。书出版后，学术界有学者写过书评，明确表示不同的意见。[24] 其实，书中说“耶婆提”不是爪哇，而是美洲，纯属猜想。做这样的猜想，作者不是第一人，此前早已有人提出过，只是没有证明，也无法证明，因此很难被学术界接受。当然更谈不上是什么新的发见。
最后，报告两条与《法显传》研究有关的新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根据最新一期《南亚研究》刊登了薛克翘《关于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一文，文中讲到他在印度见到的1918年出版，2001年再版的一种《法显传》印地语译本以及2000年在尼泊尔出版的一种尼泊尔文的译本。[25] 这使我们知道的《法显传》的外文译本又增加了两种，尤其是这两种译本所使用的语言一种是印度的现代语言，一种是法显曾经访问过的国家的语言。与欧洲和日本语的译本相比，《法显传》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译本在印度和尼泊尔出版，应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另一条消息是，维也纳大学的Max Deeg教授在几年前也完成了一部研究《法显传》的著作，其中包括用德语翻译的《法显传》全文。这部书据说近期内将要出版。书的篇幅不小，打印稿有600多页，内容看来也很丰富。我们因此希望不久能见到这位教授研究《法显传》的这部新著。[26]
四、结语：三点建议
以上大致地介绍了两百多年来国内和国外有关《法显传》研究的情况，有关法显个人的研究其实也包括其中，因为法显一生的行事以及他的成就，都与《法显传》密不可分。我们看到，对《法显传》，过去两百年里，已经有这么多的校本、注本和各种外文的译本。这些校本、注本和译本，在校注和翻译之中，实际上就包含了校注者或译者的研究成果，书中的导言或解说，以及图表、索引、附录，也都体现了研究者们的研究水平。时至今日，对《法显传》的研究，应该说不算太少，有的研究也相当深入。但是不是就题无余义了呢？我以为还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还是有的。例如《法显传》中对今天新疆境内的和阗佛教的记载，《法显传》讲到的笈多王朝时期的印度佛教，《法显传》中一些不同于一般的译名，都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应该追踪新的发现，包括新的文献和新的考古成果，对《法显传》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做新的探索。以上所举的研究著作，出版大多已有一段时间，这之后至今，国内外对中亚以及印度历史、考古、佛教的研究已有不少新的进展，我们因此应该把这些新的进展和研究成果与《法显传》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法显传》的研究，不能就《法显传》而研究《法显传》，而应该把视野和范围尽量放宽，文献、语言、历史、地理、考古、佛教各个方面的内容都纳入进来，这样的研究，才能做得比较深入而有新意。当然，要完全达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但努力总是应该的。
这是我对法显和《法显传》研究建议的第一点。
我的第二点建议是，对法显的研究，不仅应该包括他的生平，他的求法经历，还应该包括他回国后翻译的经典，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他对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贡献。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做得不多。法显翻译的佛经，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其中有的是当时和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经典，例如《大般泥洹经》和《摩诃僧祗律》。即使是一些篇幅不大的经典，如一卷本的《杂藏经》，其中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27]
最后一点，对于像法显和《法显传》这样一种涉及面甚多的研究题目，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通过研究班的形式，集合各方面的专家，取长补短，相互切磋，以期取得有一个较高水平的结果。这是日本学者们现在常见的一种做法，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中国学者往往习惯“单干”，“单干”不能说就一定不好，但有的研究，涉及问题太多，一两个人确实很难做好。《法显传》的情况，在有些方面就是如此。
[1] 如果把《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的《佛游天竺记》看作与今本《法显传》是一部书，最早记载《法显传》的经录就是《出三藏记集》。其后隋法经《众经目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历代经录都有记录。“正史”中最早记载《法显传》的是《隋书》的《经籍志》。而最早引用到《法显传》的书，却是北魏的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成书，距《法显传》的成书相差不过一百年左右。
[2] 对《水经注》的研究，清代以来，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参与其间的，大多是些大学问家，例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王国维等。这种情形，几乎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有关北印度一节，也就是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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