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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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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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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年在东京出版的《考证法显传》。足立的书，1940年再版时改称《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の研究》。[13] 足立喜六清末曾经在中国西安做过教习，后来回到日本做教授。他对唐代的历史兴趣最大，著作中与《考证法显传》相关或相类似的还有《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及《唐代长安史迹の考证》。[14] 其中最后一种，最近国内有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足立研究《法显传》的书，包括日文的翻译。他以北宋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寺的刻本和北宋政和二年（1112）福州开元寺的刻本为底本，而以日本石山寺写本以及高丽藏本共五种作为参照，在文字上稍有校正，同时对书中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考证注解，并附以地图多幅。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的形式，在日本学者这类的研究中很典型。
足立的书，出版后得到不少称赞。对足立喜六的《考证法显传》，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先生写过一篇很好的书评。[15] 汤用彤对书中的一些地方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对北宋本与高丽本之间的异同，主张“版本之善否，不能全依年代断定”；对法显在崂山登陆后南下的行迹；以及标点方面的错误。这方面的问题，在足立的其它几种书里其实也有不少。
汤先生的书评不长，但非常精到，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汤先生的一些意见，至今仍很有价值。
五十年代，中国学者方面，对《法显传》的研究，可以举出贺昌群1956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一书。贺书不完全是研究《法显传》，而是结合古代西域交通讲法显的西行，同时带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性质。贺昌群之后，在中国大陆，对于法显，虽然有时偶尔有一两篇文章还能讲到一些，但真正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很难见到。到六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下，已经谈不上还有多少学术研究。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大陆的学术与教育完全被摧毁殆尽。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贺昌群的书出版的前一年，即1955年，北京的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南宋绍兴二年（1132）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法显传》刻本。虽然只是原版影印，但为研究《法显传》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日本学者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南宋刻本，并使用到他们的研究中。
二战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法显传》的兴趣仍然不减，并不时有新著问世。这些著作中中可以提到的有长泽和俊1970年出版的《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法显传校注》。[16] 所谓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即上面所说的福州开元寺本。长泽把这个本子与上面讲到的北京图书馆藏南宋本相对照，同时再加上高丽藏本和石山寺本，有日文的翻译，并加以解说，内容上当然比足立喜六的书要新许多。
在《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法显传校注》出版后不久，长泽和俊还出版过一部书，题目是《法显传·宋云行纪》。[17] 不过这部书我自己没见过，估计内容包括对《法显传》的翻译和注释，再加上《洛阳伽蓝记》卷五中有关北魏宋云西行的一节。
1980年，日本奈良的天理大学的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编集委员会出版了一种《西域求法高僧传集》，书中影印了在天理图书馆收藏的与中国西域求法僧有关的几种日本古抄本，包括《法显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法显传》有两个抄本，一个抄成于日本长宽二年（1164），一个抄成于（金＋兼）昌初期（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这也为《法显传》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材料。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中期，是大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社会一片混乱，学术荡然无存。不过，大陆以外的地区，仍然有学者注意《法显传》的研究。香港的饶宗颐先生1974年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三分发表的《金赵城藏本法显传题记》一文，即是一例。《赵城金藏》中的《法显传》，收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前无人知晓，由饶宗颐首次做了介绍。[18] 饶文并将它与其它已知的版本做了一些比较，结论是，它在版本上与其它宋本差异较大，却与高丽藏本相当接近，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一发现，对《法显传》进一步的校勘和研究有重要意义。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渐渐走上正轨，学术研究也逐步得到恢复。就研究《法显传》而言，1985年正好是一个转折。这一年，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季羡林等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上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也出版了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巽教授完成的《法显传校注》。两部书性质上十分接近，这很大程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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