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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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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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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扎（A. Remusat）在一篇关于此文的评论中写道：“如能解读这些碑文，这将对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Journal des Savants , Octobre , 1822 , pp. 595-602 ）。
此后，有不少人研究和试图解读这种“谜”一样的无人知晓的文字。1884年芬兰人阿斯培林（J. R. Aspelin ）在比较研究了碑文中的所有文字符号后，虽正确地提出这种文字大约由39-40个符号组成，文字的书写是从右到左，但仍无法确定符号的音值。
同时在此期间关于是什么民族留下这种文字的碑铭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猜测意见：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兰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
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组织的以雅德林采夫（ N. M. Yadrintsev ）为首的蒙古考古队为研究、解读古代突厥文提供了新的材料。
雅氏在这次考查中到过今蒙古共和国的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并粗略地探查了蒙古故都哈拉和林（Qara-qorum ）和回鹘汗国故都哈拉巴喇哈逊（Qarabalghasun ）遗址。他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Koshotsaidam ）湖畔发现了轰动当时全世界学术界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3]。关于这次的发现，雅氏在其《蒙古及鄂尔浑河上游考查总结》一文中这样写道：“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明，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碑上刻有前在西伯利亚其它地方也曾发现过的、谜一样的如尼文（按指古代突厥文）。在边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按指汉文）。如果是汉文的话，很可能就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
在雅氏的发现后，1890年芬兰也马上派出以海开勒（H. Heikel）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1891年俄国科学院又组织了以著名突厥语言学家拉德洛夫（W. W. Radloff）院士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同年雅德林采夫在蒙古翁金（Ongin）河畔又发现了所谓《翁金碑》。
1892年芬兰、俄国分别出版了两国考古队所拍摄的碑文图录。法文芬兰本题做《1890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碑文》（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edition finnoise 1890 , et publiees par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 1892）。德文俄国本题作《蒙古古物图录》（Atlas der Alterthuemer der Mongolei , St. Petersburg ,1892）。这就给各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不知名的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丰富材料。其中尤以芬兰刊布的本子科学价值较高。
这以后，在新发现材料的基础上，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 ）二人同时在积极从事碑文文字的解读工作。
1893年12月15日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该报告的发文本题作《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Dechiffrem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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