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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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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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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应重新对古突厥碑铭加以研究。
早在十九世纪末19世纪末我国学者沈曾植等人就对阙、毗二碑的汉文部分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之后，我国学者韩儒林、岑仲勉等人也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前者在1936-1937年根据Schaeder的德文译文，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6卷期和《禹贡》6卷6、7期发表了阙、毗、暾欲谷三碑的汉文译文和考释；后者根据Ross的英文译文对上述三碑作了翻译和考释（载1958年出版的《突厥集史》）。1938年王静如根据兰斯德刊布的《两个回纥如尼文碑文》一文，发表了题作《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载《辅仁学志》卷7 ，1-2合刊）。不过上述翻译都是从德文、英文转译的。
我本人于1977年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古代突厥语班所编写《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一分册）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近年来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汇刊了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并附有直接根据突厥语文原文翻译的汉译文[5]。
下面我还想对近些年来世界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作进一步的介绍。
从1893年丹麦学者汤木森解读鄂尔浑突厥文以来已过去一百多年[6]。一个多世纪中世界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文文献的研究成绩斐然，已形成突厥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如尼学（Runology）”。它曾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期间（1894-1899）拉德罗夫先后用德文出版了5册题作《蒙古古代突厥碑文》（W. Radloff: 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7] 。 1896年汤木森用法文发表了他的奠基性的著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接着是他于1916年发表了回顾性的、题作《突厥学 Turcica》的长篇论文，1922年他用丹麦文出版了对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的总结性的研究，收入他的论著集第三卷中（Samlede Afhandlinger III）[8]。
由于20世纪初我国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吐鲁番的古名）王国时期（约850-1250年）的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世界突厥学家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对古代突厥碑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当然这里应提到1936-1941年土耳其学者H. N. Orkun 出版的题为《古代突厥碑文》（Eski Turk Yazitlari）的四卷本的著作和马洛夫(S. E. Malov)的《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1951)、《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1959)。
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蒙古、苏联和波兰、捷克、民主德国考古学家和突厥学家的努力，又有一些重要的古代突厥碑文的发现，于是开始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这期间土耳其、日本的学者纷纷访问蒙古，或组织蒙土、蒙日联合考古队，对以前发现的突厥碑文和遗物、遗迹进行了重新研究，于是掀起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新的高潮。下面我拟对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作些介绍。
第二阶段是从1959年捷克-蒙古联合考古队开始的。这次集中于对阙特勤碑及其附近遗址的考古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掘出阙特勤的头像和阙特勤碑文的另一些残片。这次考查队的成果尚表现在一些重要论文的发表上[9]：捷克方面有L. Jisl的《1958年捷-蒙考查队对阙特勤碑铭进行的考古研究报告》（Vorbericht ueber die archaelogische Erforschung des Kul-tegin-denkmalsdurch die tschechoslowakische-mongolische Exoeditiondes Jahres 1958 , Ural-Al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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