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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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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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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由德国Osnabrueck市的 Otto Zeller Verlag出版社重版（二卷本））。
1896年汤姆森刊布了阙、毗二碑的拉丁字母转写和法文译文，书后并附有语法附加字索引和帕克尔（E. H. Parker）关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的英文译文，书名题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 , Memoires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 Helsigfors ,1896）。书中有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法文译文和研究，同时指出拉氏的一些错误。
这两位学者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好处的，但也给古突厥碑铭的研究带来了不利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权威性的结论带给这个领域研究中的某种教条主义。这方面成问题的是方法学占很大成分。直到今天科学界（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读原文的历史学家）关于蒙古和叶尼塞古代突厥碑铭的知识仍完全建立在汤氏和拉氏著作的基础上。
在此以后又有一些重要突厥文碑铭的发现。1896-1897年卡拉乌尔（V. Kallaur）和海开勒在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塔拉斯（Talas）河流域发现了属于西突厥汗国的《塔拉斯碑》。1897年克莱门茨夫妇（D. A. 和E. Klements）在蒙古的土拉（Tula）河上游右岸与纳来哈（Nalaikha）驛站之间的巴音楚克图(Bain Tsokhto) 地方发现了另一著名的巨碑《暾欲谷碑》。1904-1908年阿德利亚诺夫（A. A. Adrianov）父子，1906-1909年葛兰瑙（J. G. Granoe ）， 1909年兰斯德（J. Ramsted t ），1912年阔特维奇（ W. Kotwicz ）等人又先后在不同地区发现了古代突厥文碑文。近几年在蒙古国又有所谓《雀林碑》（Choren）、《塞富莱碑》（Sevrey ）等碑文的发现。
用古代突厥文写成、属于回鹘（回纥）汗国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多，可分为碑铭和写本两类。碑铭主要有下列一些：《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749-759年在位）碑》（也称《葛勒可汗碑》或《磨延啜碑》，为1909年芬兰阿尔泰学家兰斯德在蒙古希乃乌苏（Shine-usu ）地方发现。这个碑虽较残破，但保留的字数较多，对研究回鹘汗国的历史和语言具有重大意义。该碑最先由发现者本人研究、翻译，发表在《芬兰-乌戈尔学报》（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1913年第30期上，题作《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如尼文碑铭》（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Mongolei）。其次为《九姓回鹘爱登里囉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Toquz Uighur ay-tängridä qut bolmzsh alp bilgä qaghan）圣文神武碑》（即哈拉巴喇哈逊碑）。此碑一般认为属于回鹘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代。碑文用古代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写成。其中的突厥文部分经拉德洛夫研究发表在其所出版的《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第三分册（1895年）中。可惜此碑的突厥语部分破损太甚，存留的字数不多。第三为一完整的小碑，即通常所说的《苏吉碑》，为兰斯德于1909年在蒙古苏吉（Suji）地方发现，后为兰氏与《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一起发表。最近在蒙古西南部发现的所谓《塞富莱碑》有人认为属于回鹘牟羽可汗，另有人认为属于后来的甘州回鹘可汗。另外，最近在蒙古尚有《塔里亚特（Taryat）碑》（又称《铁尔痕Terkhin碑》或《磨延啜第二 碑》）、《铁兹（Tez）碑》（又称《牟羽可汗碑》的发现。
古代突厥文写本是在本世纪初期随同新疆、甘肃（敦煌）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先后发现的。其中重要的有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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