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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邦研究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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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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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2700年后为早王朝后期。初史时期的早期阶段也叫“原始文字时期”，在这一阶段，古苏美尔城邦保留了许多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制度，文字中有“长老”和“人民大会”等词，尚未出现被译为“王”的卢伽尔（Lugal）这一称号。[32]但《剑桥古代史》并未使用共和制或民主制的术语来描述当时的政治状况，也没有称当时的苏美尔城邦为共和国。弗兰克福特在《近东文明的诞生》一书中认为当时的苏美尔城邦存在着“地方自治”，一方面“每个公民都关心共同的福利”，另一方面“一小团有势力的人物处理当前的事务并有时将压制性的寡头政体强加于人民大众”；但又说，“我们不知寡头统治是否曾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制度。我们的原始文字时期的史料太少。无法揭示现存结构中的权力等极。”至于早王朝时期，他说：“在文献充分起来的早王朝时代，这一结构（指原始文字时期的政治结构——笔者）已经瓦解，旧制度巳成为不过是过去的幽灵般的残迹。但是，代替人民大会的不是寡头政体，而是个人的统治。”[33]照此看来，在两河流域城邦的最早阶段，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较起作用，但是否实行贵族寡头政体尚不能肯定；及至稍后时期则实行个人统治，应非共和政体。
古代苏美尔城邦的首领称“恩”（en）、“恩西”（ensi）和“卢伽尔”（Lugal），一般将卢伽尔译为王，恩西译为治理者或管辖者（governor）。“恩西”一词在原始文字时期已经出现，可能主要指本邦的政教首领，而“卢伽尔”可能主要指高于“恩西”和对其他邦兼有统治权的政治首领。[34]以“恩西”与实行共和政体的希腊罗马的城邦首领“执政官”相比，“恩西”似乎是终身职，并且实际世袭，个人掌握政权。《剑桥古代史》说，恩西“是事实上的统治者，其占支配地位的程度无疑取决于机缘遇合和个人品格等普通因素。如王表和拉格什及其邻邦的历史所表明，他们的地位至少实际上是世袭的，正常说来，儿子继承父位，同时也常因失败和篡位而中断”。[35]可是，希腊罗马的执政官的特点是由定期选举产生，不世袭，而且两人以上分掌政权。由此看来，以“恩西”为首领的古代两河流域城邦实行的政体更多地象是非专制君主政体，而不象是共和政体。
恩格斯指出：“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36]看来，在上古城邦建立时，掌握政权的有两股力量；一个是世袭王权；另一个是世袭贵族。两者在统治平民和奴隶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又互相争权夺利。在世袭王权占优势的地方和时候，君主政体就确立和巩固下来。在世袭贵族占上风的地方和时候，城邦首领的世袭王权被剥夺，国家就实行了共和政体，这种共和政体主要是贵族寡头政体。随着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在商品经济和奴隶制高度发展的雅典等城邦，贵族寡头政体被推翻，最后建立起奴隶制城邦的最发达的政权形式——民主政体。总之，奴隶制城邦所实行的政体是多种多样的，随着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有变异，但其国体本质上相同，都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
总括上述，我们觉得，上古城邦是阶级社会最早的一种国家形式，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古代世界的许多地区。小国寡民、以城为邦是城邦的外在特征。城邦的本质特征是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它的另一个特征则是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社会制度（如氏族制、公有制、军事民主制等）的残余。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是奴隶主所有制和贵族土地所有制；同时存在城市公社的公有（国有）经济和以公民身份为前提的公民小土地所有（或占有）制：土地私有制逐步充分地发展起来，但或多或少仍受到某种限制。奴隶制城邦的国体是实行奴隶主专政；其政体采取多种形式，但多保有城邦首领、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这三种政治机构，并重视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实行公民兵制，至于这三种政治机构各自权力的大小以及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地位的差别，则随政体和历史条件而异，不可忽视。古代城邦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总起来说经过形成、发展和衰落各个阶段。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城邦制度也各有特点。《史纲》一书为我们研究奴隶制城邦开辟了道路，提出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论断。我们应当在《史纲》提供的基础上，搜集更多的资料，对古代世界各地区城邦制度的发展过程进行更系统、更深更全面的比较研究，既综合其共同性，又分析其特殊性。
[1]福勒：《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城邦》（Fowler，thc City—State of the Greek and Romans），伦敦1921年重印1893年版，第9页。
[2]参阅顾思作：《国外研究古代城邦的一些情况》，《世界历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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