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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汉文译著与回族穆斯林宗教法律文化的传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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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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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穆斯林的活动时说，在阿拉伯人 集的康府地方，回教判官与回民每周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穆斯林间的问题，皆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3]。唐宋时代泉州等地穆斯林遗留下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宗教石刻，碑文中大量引用《古兰经》是其显著的特点。道森的《出使蒙古记》中说，公元1254年春，法国圣方济各会士卢布鲁克到达大蒙古国的都城和林，见城内有“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4]。摩诃末是当时人们对穆罕默德名字的汉译形式，寺院中公布的所谓“摩诃末的教规”实际上应该是镌刻在石碑上的《古兰经》或者《圣训》的内容。《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元代中国境内的穆斯林时，也提到了宗教经典《古兰经》和《圣训》，白图泰在刺桐城(泉州)见到一位穆斯林富商舍赖奋丁·梯卜雷则，他能背诵《古兰经》，在干江府，他遇到一位穆斯林法学家格瓦内丁·休达，此人能背诵《穆万塔经》(阿拉伯文原文应该是al-Muwatta’,是逊尼派著名法学家马立克·本·艾奈斯汇编的一部圣训集)。[5]在汉文碑刻中也开始有关于《古兰经》内容、篇章卷册的记载。吴鉴《清净寺记》中说：“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计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旨义渊微，以至公无私，正心修德为本。以祝圣化民，周急解厄为事。持已接人，内外慎饬。”“经本天人所授”一句，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中《古兰经》为真主安拉通过天使降示给圣人穆罕默德的说法。《古兰经》有30卷114章，章下为节，但由于对节的划分标准不一，影响到对节的统计，最少的认为有6204节，最多的认为是6666节，大众化的观点认为是6236节[6]，可见《清净寺记》对《古兰经》卷、章、节的描述是准确的。定州《重建礼拜寺》中称“其经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与实际有些出入。吴鉴《清净寺记》中对《古兰经》内容的评价较为公允，同时也体现出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法宗教、伦理与法律三位一体的特征。
清代穆斯林学者刘智在编撰《天方性理》和编译《天方典礼》时，分别开列两份参考书目——“采辑经书目”，《性理》书目列40种，《典礼》书目列45种，除去重复者外，总共收录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约66种，基本反映出明清时代中国回族社会流行的伊斯兰经典的情况，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把它们称作“十八世纪中国常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的简要目录。”[7]刘智书目涉及《古兰经》及经注学、认主学、圣训学、教法学、伊斯兰哲学，逻辑学、伊斯兰历史、天文、历算、地理学、伊斯兰伦理学、阿拉伯文字学、语法学多种学科，其中和宗教法律有关的经籍占有很大的比例。
伊斯兰教法立法基石《古兰经》在刘智采辑经书目中音译为《古尔阿尼》，意译为《宝命真经》。此外，刘智著录了三部经注学(‘Ilm al-Qur’an wa al-Tafsir)著作：波斯沙菲仪派教法学家拜达维(Abd Allah b. ‘Omar al-Baidawī)的Tafsir Qadī，刘智书目中音译为《特福西尔噶最》，意译为《噶最真经注》；可能是出自阿布·纳斯尔(Abū Nasr A. b. al-Hasan b. A. sulaimani)所著之Tafsir i zahidi,刘智书目中音译为《特福西尔咱吸堤》，意译为《咱吸德真经注》；奈撒布里(M.b. Mahmud al-Naisaburi)所作波斯文经注Tafsir i Basa’ir i Yaminī，刘智书目音译为《特福西尔白索义尔》，意译为《大观真经注》。
穆罕默德的“圣训”、“圣行”在伊斯兰教的立法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最二块基石。刘智书目中著录有一本音译为《胡托卜》(Hutab)的经典，从汉文意译的书名《圣谕》中可知该书是一部《圣训集》(Hadith)。其他与先知有关的书有：《吉所安必雅》(Qisas al-Anbiya’，又译《列圣纪录》)；《特尔准默穆苏托法》(Targamat al-Must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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