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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汉文译著与回族穆斯林宗教法律文化的传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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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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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ā，又译《至圣实录》)；《西尔吞纳秘一》(Sirat an-Nabī，又译《圣功录》)；《吉所密迩刺直》(Qissat al-Mi’rag，又译《登霄录》)。
教法学的经典著录在刘智《天方典礼》的“采辑经书目”中，主要有：哈乃非派教法学名著《希大来》(Hidaya),刘智书目中意译为《礼法正宗》，哈乃非教法名著《设理合·伟嘎业》(Sharh al—Viqaya)，刘智书目意译为《卫道经解》；《穆合特粹尔伟嘎业》(Muhtasar Viqaya),刘智书目意译为《卫道经捷解》，这是一本《伟嘎业》经的简本，但学术界对其缩写者是谁有争论[8]；《西腊止叶》(Sirajiah),刘智书目意译为《礼法明灯》，据说它是一部由西剌术丁(Siraj ud-din M.b. ‘Abdur Rashid al-Sajawandī)编著的一部论述遗产法的哈乃非派著作；《中郭法他瓦》(Jung i fatawā)，波斯文法律著作，刘智书目意译为《礼法广集》；《额米你叶》(Aminiya),刘智意译为《足信篇》，学者们认为它是一本与司法裁决(Fatawā)有关的著作；《喀飞》(Kafī),刘智书目中意译为《礼法考源》，著者不详。可见，上述教法学著作中大多数为哈乃非法学派的著作。
尽管从唐宋到明中期，穆斯林手中一直存有大量的宗教经典，但目前没有资料显示在明末清初汉文译著活动兴起之前，有穆斯林着手宗教经典的汉译工作。这可能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那一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同伊斯兰世界还保存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母语，还能够读懂那些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经典。其次，在伊斯兰的传统观念中是反对用穆斯林之外的语言来翻译宗教经典的，《古兰经》中多次明确指出，真主是用阿拉伯文降示这一启示的，人们担心译文会失去原文的神韵和意蕴。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李光缙所撰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反映出这一问题，“余按净教(伊斯兰教)之经，默德那国王谟罕蓦德所著，与禅经并来西域，均非中国圣人之书。但禅经译而便于读，故至今学士谭之；而净教之经，未重汉译，是以不甚盛行于世。”在作者看来，佛经的翻译存在很大问题，讹误难以避免，“禅经译而经杂，净经不译而经不杂”，所以作者认为“多言释道(有版本作“诡道”)，不如冥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9]
经堂教育以培养能够阅读宗教原文经典的经师为目的，不强调汉文学习，尤其不能满足一般穆斯林群众渴望学习和了解宗教精神的要求，“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识经典者必不能通汉文，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10]，这样对于那些兼通回儒之学者而言，逾越宗教经典不汉译的障碍，“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11]成为必然。明清汉文译著(“汉启他补”，“启他补”为阿拉伯语kitab音译，其意为“书”。)活动首倡者王岱舆在《希真正答》一书中论证了用汉文译经的合法性。有人问“凡以一句‘哈他’(译曰差错)文字，杂于清真，真主之慈即止，而罚且随之。若以‘哈他’文字，注释正教之经旨，岂不大悖乎?”岱舆答曰：“所谓‘哈他’者，乃其教道非其文字也”，“文字比如土木，可以建礼拜寺，可以造供佛堂，正道异端互相取用，其功过不在材料，唯论人之所用何如耳”，“由是言之，明命圣谕，何尝拘于一方，无非便于世人，本为阐扬正教，岂区区执着于文字也哉。”[12]
二、汉文译著对伊斯兰教法的译介
学术界认为，中国回族穆斯林汉文译著活动始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前后，南京刊刻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而这一活动延续至近代。20年代在华英国传教士伊斯哈格·梅逊(I.Mason)收集了从明末清初至1925年以前中国伊斯兰教经典的资料，他所著《中国回教书目》(Notes on Chinese Mohammedan Literature)一书著录文献318种，包括书籍、宗教小册子、传单等，其中绝大部分用汉语写成[13]。
宗教法律的阐发是汉文译著活动的重要内容，王占超在《重镌〈四篇要道〉弁言》中说：“夫吾教经书汗牛充栋，其中真实学问则只寻求滔黑德，讲论一切费格海而已。盖滔黑德是认主独一，费格海是一切礼法，为归主舟楫，行道津梁，于是焉克极其至，可以无俟他求矣!”[14]“滔黑德”，阿拉伯语Tauhid音译，意为“认主独一”，“费格海”，阿拉伯语fiqh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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