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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汉文译著与回族穆斯林宗教法律文化的传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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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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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而 。鱼馁肉败不食，色恶、臭恶、失饪、不时、沽酒、市铺皆不食。至于祭肉亦不出三日，出三日则不食。此皆摄其性、固其命、体天地生物之心，不致有伤性伐命之咎。世之人多知尊孔子、敬孔子，其能行孔子之言而不食其不食者，果有几人?”[51]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它重公法而轻私法，刑法发达，体系缜密，而在民事法规等领域则显得薄弱；伊斯兰教法则是一种私法文化，在宗教功课、民事、商事等领域较为发达，刑事法规则较为简陋。二者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给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可能。但是二者也具有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刑法方面，明清之际的回族学者较为注意这一点，他们在编译教法学者著作时，不是全文翻译，而是审慎地作了选择，回避了那些有可能引起冲突的教法内容，以《天方典礼》而言，“礼法原有全书，因其浩繁，特择什百之一二，提其大纲，撮其紧要，详其注解，便于读也。”[52]如果我们将《天方典礼》同刘智所参阅过的《设理合伟嘎业》两书的目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设理合伟嘎业》中“刑罚篇”、“圣战篇”、“税制法篇”、“叛教者篇”、“拾弃婴、拾遗物及其他篇”等内容，《天方典礼》中未涉及。《礼法启爱》是一部未编辑完的教法书，在结尾处编者说：“按《礼法经》，此下尚有数册，专言人道，因年老事烦，未暇采集，故仍缺之以俟将来。”笔者将《礼法启爱》与《设理合伟嘎业》一书目录相对照，发现最大的不同还是后者有“刑罚篇”、“圣战篇”、“税制法篇”、“叛教者篇”、“拾弃婴、拾遗物及其他篇”。我们有理由相信，刘智与马复初在教法选译方面的考虑是一致的。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刑法是封建统治者手中握有的权力，向教民宣传与世俗法相冲突的教法内容，只可能引起教民从理念到行为的矛盾，遭至祸端，回避教法中的相关内容，当然是汉文译著家们的最好选择。
汉文译著的作者们还提醒教民要忠诚世俗君主、遵守世俗法律。刘智在《天方典礼》中论及君臣之道时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53]“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体主，若影之随形。”[54]“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55]中国穆斯林学者由“真主之明命，合当地之风俗”[56]的圣训出发，推导出遵守世俗法律的结论，到了近代，更演变成“回教人遵从所在国法令，固属天命也。”[57]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论及孝道时说，为人之子“不知法，轻犯宪章，累及宗族”是令人憎恶的[58]，马注则极其明确地将“毋犯国法”作为孝道之一[59]。马复初试图解释正统教法与中国穆斯林现实间的出入，“天方与中国，语言文字不同，是以中国穆民之事，考之经典，往往有不合者，盖前圣所断者系方言，而中国所言者，皆汉语。”不过他也提醒教民，在教法和国法有可能抵牾的时候，行为要慎重，“中国风俗亦有出妻之律，但在后，咸以为至耻，必有中 之丑，方可出妻，而出妻必 之于官，而官又不据行离异，必妇有显淫，始判分离。凡我穆民，于出妻之言，宜加谨焉，盖既言出，论教典已为有据，而论国法，又难径行。若畏国法则悖教典，若废教典则为大逆。况言出复御直若奸淫，不若慎言，以免招愆。”[60]据《婆兮事略》中说，当云南回民起义爆发时，马复初曾经劝告马如龙：“我们回教在中国内很少，若与汉教争斗，终要失败的。我们所赖以存在的，就是道德与法律。不道德的行动，犯法律的事情，照儒家书理是不做不得的，照回教经义更是不能违犯。若是我们重道德，守法律，人不重道德，不守法律，欺辱我，侵害我，我还可以诉法律。若果我们违犯法律，还有甚么保护我(们?)”[61]
[1]《修建胡太师祖佳城记》，载冯增烈《“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叙》，载《中国穆斯林》1981年第2期。
[2]定成隆：《天方典礼》跋，《天方典礼择要解》，京江童氏重刊藏板。
[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01页。
[4]道森编：《出使蒙古记》，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203页。
[5]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1、556页。
[6]《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168页，《古兰经》条。
[7]唐纳德·丹尼尔·莱斯利、穆罕默德·瓦塞尔著，王东平、邵红英译《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资料》，《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8]日本学者桑田六郎认为该书系马哈茂德缩写，胡格斯则认为是由马哈茂德之孙欧拜都拉缩写，本人倾向于后者，因为在《设理合·伟嘎业》一书原序中，欧拜都拉写道：“当鄙人看到许多人学习懒于背记《伟嘎耶》时，曾经编写过含有求学者必读教法知识的一个《简本》。”见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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