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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汉文译著与回族穆斯林宗教法律文化的传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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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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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专指“教法学”、“教律学”，可见，在中国回族穆斯林的观念中，教法学是伊斯兰教中最重要的两种学问之一。白寿彝先生中也指出，在明清穆斯林汉文译著活动中，特别是王岱舆至刘智阶段，译述者“其兴趣几全限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方面。”[15]
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汉文文献中对伊斯兰教法与伊斯兰教本身并不区分，如称“大食法”、“大食教度”，“回回法”等等，在明清汉文译述中，这一现象彻底改变，回族穆斯林学者从意译和音译两个方面给出了伊斯兰教法的名称。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区分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法、世俗法三个概念：他用“清真正教”[16]指宗教本身；用“世法”[17]指代世俗法律；对伊斯兰教法，他又区分了《古兰经》立法和圣训立法两个层面，他使用了“明命”、“教律”[18]、“经律”[19]三个名词来表述《古兰经》立法，“明命”一词使用最多，《真圣篇》中说，所谓“明命”是指真主传命天仙 (明证)给认主之人(经旨)所传有关命禁赏罚的法令(法令)，“吾圣之时，降传明命，六千六百六十章，始成天经全部”。这正好符合《古兰经》立法的神启特点。在《夫妇篇》中，王岱舆说：“正教结婚，乃真主明命，违此者逆矣。”在《利谷篇》中称“月利生财，积谷待价”，“有违明命，背匿大恩。”关于《圣训》立法，王岱舆使用“圣则”一词，说“圣则者，至圣之行持”，它包括“圣修”和“圣法”两个方面，“圣修”可理解为“圣人自行之事”，“圣法”可以理解为“圣人命人所行之事”[20]。马注《清真指南》一书在言及伊斯兰教时，使用了“圣教规矩”[21]、“教规” [22]、“教规礼体” [23]、“清真禁律” [24]、“经律”[25]等概念，以经律为例，《清真指南》卷十《左道通晓》中说，“按经律：回辉饮酒者，杖八十皮鞭。禁戒后复饮，倍杖。若用药入酒中，以妖术狐迷淫乱者，绑至市场，乱石打死。”下文中又说：“清律：凡造谶纬、妖术妖言、左道惑众者斩。从者杖一百，徒三千里。”两者对照，可知“经律”一词指代伊斯兰教法无疑。从刘智至马复初，倾向于用“礼法”一词来指代伊斯兰教法律，例如刘智《天方典礼·采辑经书目》中多部教法学著作被冠以“礼法”的汉文译名[26]，刘智父子还曾翻译过一本大部头的教法学著作《天方礼法书》，马复初则有《礼法启爱》。用“礼法”来指代教法，也符合伊斯兰教法法律与道德不分的特点。马复初说：“礼法实教道之权衡，若稍有损益，即流弊百世，赫赫天法不可逭也。”“凡我同人，当以礼法为先务。”[27]
阿拉伯语中伊斯兰教法的专用术语Shari’ah一词的音译也出现在明清汉文译述中，刘智《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中将其译作“舍礼二”[28]，伍遵契《归真要道》中译为“设理而忒”[29]，《教款捷要》则直接引用其阿拉伯原文 不汉译[30]。需要指的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是在讨论苏非派宗教功修阶梯“三程”(三乘)理论时引入这一概念的。刘智《天方典礼》中说：
乘，载也，载诸法义，以备求道者次第取法也。初曰礼乘，方云舍礼二，总载天道人道，一切事功之条例，此勤德敬业者所取法也；进曰道乘，方云脱礼格，总载人理物理尽人合天之法程，此穷理尽情者所取法也；终曰理乘，又名真乘，方云合几格，总载无我无物天人一致之微言，此克已完真者所取法也。
按刘智的解释，礼乘(舍礼二)是“总载天道人道，一切事功之条例”，所谓天道是“敬服五功”，所谓人道是“敦崇五典”，再加上“一切事功”，礼乘(舍礼二)包含伊斯兰教法的全部内容[31]，在《天方至圣实录》中，刘智更是明确地指出，舍礼二就是“一切教法”[32]。
马注在《清真指南》中论述穆斯林五时礼拜时说，“穆民受此五课恩典，束乎身者则有四城：一曰礼体之城，于人如衣；二曰瓦直布城，于人如身；三曰损纳特城，于人如心；四曰法理则城，于人如命。礼体坏则瓦直布坏，瓦直卜坏则损纳特坏，损纳特坏则法理则坏，法理则坏则轻车熟路，在在火狱。”[33]法理则(Farid)又译“天命”，损纳特(Sunnat)又译“圣行”，瓦直布(Wājib)又译“当然”，礼体则相当于副功(Mustahab)，这实际上是从逊尼派教法学角度对礼拜中的行为加以区分，不同的行为，履行与否，教法的约束力是不同的。到马伯良编译《教款捷要》时，按照逊尼派教法学理论，将穆斯林可能涉及到的全部行为加以划分，共七大类，比通常所说“艾哈卡姆·赫姆塞”(al-Ahkam al-khamsah,意为“五判断”、“五大行为”)要细。《教款捷要》提到的Sharī’at七类行为是：1、Farid,“乃主在天经中所谕之命，如五时拜、钦月斋、散天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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