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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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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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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体加以改造，归纳整理了蒙古书面语语法，使这种文体更加完整和规范化，并且传播使用到今天。蒙古语与畏兀儿语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不但在类型学上同属粘着语，而且彼此有大量的共同成分，尤其在语音系统上是很接近的。所以，以畏兀儿文拼写蒙古语是比较方便的。这应是蒙古贵族接受畏兀儿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推广，畏兀儿文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流播甚速，“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儿书”。[15] 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对蒙古人使用畏兀儿文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畏兀儿居住在南面的山中，蒙古人使用了他们的文字，于是，他们便成了蒙古人的主要书记官，几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16]
《元史》卷202《释老传》收录有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颁布的诏书，其中也记载说昔日蒙古人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
1648～1649年间，西蒙古卫拉特部高僧、著名文字学家、大译师扎雅班智达（Zaya Bandita, 1599～1662）又对畏兀儿式蒙古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17世纪时，蒙古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原来的畏兀儿式蒙古文常常无法准确地表达蒙古语的全部语音，给语音记录带来了诸多不便，更使佛经翻译工作障碍重重。根据这种情况，扎雅班智达便在原来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使之能够更清楚地书写蒙古语。为此，该文字得名“托忒文（Tod-orkhai Mongol）”。托忒系蒙古语音译，意为“清楚”，托忒文即“清楚的文字”。外国学者又称之为卡尔梅克文（Kalmack）。该文字直到目前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中仍在继续使用，又称“卫拉特蒙古文”。[17]
忽必烈尊藏传佛教为国教，但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却是畏兀儿文。于是，忽必烈主观地认为应改变这种现状以适应藏传佛教的发展，于是特诏西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新创了一种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
八思巴创制的基础是藏文，是将藏文字母的某些部分略加改造以适应蒙古族的语言。但由于藏语中不存在ü、ö这两个元音，故这两个字母的创制当得力于其助手畏兀儿人文书奴的协助。新字制成后，忽必烈多次下令在诏诰典祀中要使用这种文字，企图取代畏兀儿式蒙古文。由于新字对蒙古语方音的适应能力远不如畏兀儿式蒙古文，因此，尽管朝廷竭力推广，但仍然只限于官方狭小范围内通用，始终未推广开来，不仅没有取代畏兀儿式蒙古文，反而仅行用了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18]而畏兀儿式蒙古文却历久不衰，一直行用至今，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满文以及锡伯文的形成。
总之，畏兀儿式蒙古文的创制，加上畏兀儿知识分子的的辛勤努力和大力推广，终于使这种文字为蒙古人所普遍接受。后来，其作为蒙古国字的地位虽在忽必烈时期一度被八思巴文所取代，但其自身的优点却是八思巴文所不具备的，故很快又成为蒙古的国字，并经过改革而更趋完善，以致流传至今。畏兀儿式蒙古文的创制与推广，使畏兀儿先进的文化在蒙古中得到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化向导作用，其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促进了蒙古民族共同体的最后形成，不仅对蒙古民族，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畏兀儿佛教对蒙古的影响
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班在凉州会晤，确认了萨班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19]元世祖忽必烈又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室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上行下效，信仰藏传佛教之风迅速形成，
蒙古统治者对佛教不遗余力的弘扬，使之在畏兀儿佛教徒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蒙元时代的畏兀儿文佛教写本、印本题记中，大凡提到保护对象时，几乎都少不了蒙古皇帝以及皇室成员，有规律地祈求保护神给予赐福，带给他们平安、长寿和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及更为美好的来世。尽管用词会在不同场合有所变化，但使用的套语却少有变化。这里且以吐鲁番出土T D 80（U 345）畏兀儿文《阿弥陀经》印本尾跋为例：
asïlmïš üstälmïš küč-lü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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