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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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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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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n-čïγ ïduq xaγan xan suü-sin
ančulayu oq xatun-lar qut-lar-ïn
arča-pudir-a tayzi-lar-nï ymä
ada-sïz tuda-sïz tümän yïl
au-a qavsayu küsätzün
adruq küsüš-lär-i top qanïp
arqu-nï biltäči blgürzün
以此功德，使所有神祇神力增加，
保佑天赐的、神圣的皇帝陛下（suü），
以及王舍城补罗（arča-pudir），
使王子们永无厄运，福慧添增，
使其周围的人们，
都能满足自己的不同愿望，
使之成为无所不知的智者![20]
该题诗作者为畏兀儿国主昆乔科（Könčök），全诗均押首韵，以a-起首，这是古代维吾尔族诗歌的一大特点。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之跋尾题诗中，与蒙古皇室有关的称号很多，有：合罕皇帝（xaγan xan）、可汗（xaγan）、汗们（xanlar）、太皇太后（tai xong tai xiu）、皇太后（xong tai xiu）、皇后（xong xiu）、可敦（xatun）、可敦们（xatunlar）和黄金子孙（altun uruγlari）等。[21]
在元代畏兀儿佛教文献中，出现最多的蒙古统治者称号是合罕皇帝（xaγan xan）。在通常情况下，该称号多用于专指窝阔台汗，[22]但有时侯又用于指代其它可汗，如元世祖忽必烈、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等均使用过这一称号。[23]
蒙古统治者的推崇，加上以回鹘亦都护为代表的皇室贵族的敬信与弘扬，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畏兀儿中的传播，于是，包括畏兀儿贵族、官僚、高级僧侣在内的诸色人等也都随之纷纷皈依藏传佛教。
蒙元时代，有大批的畏兀儿佛僧入居内地，散处全国各地，其中尤以大都最为集中。这些佛僧中，有不少人都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倚重。根据史料记载，有元一代，他们常受命在宫廷设立法场，为皇室告天祷祝，如：
[天历元年（1328）九月戊寅]，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24]
[天历元年十二月辛丑]，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宝慈殿。[25]
[天历二年（1329）十月]甲辰，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于兴圣殿。[26]
两年之间，他们三次入宫作法事，人数很多，仅天历二年的一次与其事者就有108名畏兀儿僧侣，可见他们在蒙古宫廷中的人数当是不少的。[27]这些记载说明，元代畏兀儿僧侣不仅人多，而且势重，由此之故，忽必烈在大都宫廷中专门为其设“畏吾儿佛殿”。[28]
蒙哥汗时期，由于佛道两教的互相攻击与诋毁日趋激烈，双方都标榜自己的教义最正确。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蒙哥汗于1256年下令双方当场进行辩论，以决胜负。结果，佛教取胜，宣告道教失败。当时参加佛教一方辩论的高僧达三百余人，有那摩国师、拔合斯八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和大理国僧，其中的“外五路僧”即畏兀儿僧。[29]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至二十四年（1287）曾对《大藏经》进行过一次大整理，主要是以藏文经卷来勘对汉文经卷，总1440部，5586卷，定其名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参加工作者29人，既有汉人、藏人，又有畏兀儿人和印度人，其中领衔的畏兀儿人有北庭都护府通二国言音、解显密教迦鲁拏答思、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脱印、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安藏、资德大夫释教都总统正宗弘教大师合台萨理和北庭都护府通显密教讲经论律沙门斋牙答思。其中的迦鲁拏（纳）答思、安藏、合（乞）台萨理在《元史》或《新元史》中有传，都与蒙古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
迦鲁纳答思，曾“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30]。
安藏，“十九被征，召对称旨，为特赐坐。世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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