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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出土儒道古佚文獻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與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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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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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與龔之〉。兩篇小文，合共10支簡，388字，雜記昭王（應是楚昭王）的兩件佚事，皆為傳世文獻所不載。前者較完整，敘述昭王因服喪者訴說親人葬在新宮下而毀宮，明白彰顯儒家重喪與仁民的觀點。後者內容多殘，不能通讀，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見，後卒見龔之。
上博簡第四冊另有〈柬大王泊旱〉、〈內豊〉、〈相邦之政〉和〈曹沫之戰〉四篇。其中〈柬大王泊旱〉記載戰國時楚「柬大王」的兩件佚事─亦即面對柬大王病疥和楚國大旱時之愁苦無奈。內中涉及有關軍事、官制、醫學、氣象、宗教等方面內容，應非儒家專屬文獻。
〈內禮〉共10支簡，第一簡背原題「內豊」，應是篇名。所記內容多與《大戴禮記》中的〈曾子立孝〉等相關，論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論在人者；並以「君子曰」敷論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遠認為它或與《禮記‧內則》有關。[11]
〈相邦之道〉殘存四簡，共107字，原無篇題，整理小組以其末簡記孔子與子貢答問，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內容以孔子答君之問，先述「相邦」，再論「民事」。孔子並退告子貢，稱許其君能「不問有邦之道，而問相邦之道」。其所論「相邦」與「民事」之內容，雖因簡文殘缺，難以全知，然大抵述欲相邦者所需之修養及準備工夫，要「先其欲」，確定旨意與目標；再「備其強」，厚儲實力；並「靜以待時」。至其「民事」，則在「實官倉」，勸百工之事，「以實府庫」。其「君」，張光裕以為，或是魯哀公。
〈曹沫之陳〉原有45支簡，內容記魯莊公與曹沫之問對。前12支簡論政，後33支簡論兵，篇題〈曹沫之陳〉，應是歸為兵家之說。此文不見於傳世載籍，李零以為，應是佚失已久的古兵書[12]。因為曹沫在《左傳》中是以「曹劌」之名與兵家身分論「戰」。此篇簡文以魯莊公將為大鐘，曹沫入諫起論，前12支簡先論政，後33支簡皆論兵。其論兵，固是兵家學說，其論政，仍是儒家仁德本調。其論政，曰「修政而善於民」、「恭儉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當以「賢」稱，而不當以「無道」解。莊公因以毀鐘型而聽邦政，飲食起居清儉自勵，自是儒學本調。由〈仲弓〉、〈內豊〉、〈相邦之政〉及曹沫之論政，吾人可見戰國時期儒家後學之說在楚地流傳推衍之一斑。
（四）楚竹書《周易》與帛書《周易》文後附鈔古佚文獻
在上述各批出土的文獻中，除〈五行〉、〈緇衣〉外，另一較為特殊的文獻是《周易》，它雖非佚籍，卻一再地出現在近年出土戰國楚墓中。首先是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的帛書《周易》及其後附鈔之多種古佚書，其次是阜陽漢簡《周易》，與上博的楚竹書《周易》。這幾種《周易》都不是古佚文獻，而和今本《周易》有相當多的對應關係；但，其卦序之排列多和今本不同，保存了《周易》較為原始的形式，楚竹書《周易》還很可能是先秦時期《周易》文本的基本面貌。它總共58簡，涉及34卦的內容，共1806字。較之馬王堆帛書《周易》大不相同的是，它只有相當於「經」的部分，亦即卦號、卦名、卦辭、爻辭，而沒有「傳」，比起帛書有〈繫辭〉，共5200多字，自然是少得多，卻更古簡。它的出土與特殊型態，証明了《易》學研究史上的「九六」之稱，先秦早有；它特殊的「ㄈ」符號，與「ㄈ上」、「ㄈ下」的紀錄，證明了，古《易》本有上、下之分，卻無「上經」、「下經」，或「上篇」、「下篇」之稱，但以「ㄈ」符號區隔，在中國《易》學的研究上有著重要的價值[13]。
馬王堆帛書《周易》卷後附鈔古佚文獻，多發揮或討論《易》之義理、吉凶，排除〈繫辭〉傳，共五種，依次是原無篇題，而被命名為〈二三子問〉、〈易之義〉，與原題為〈要〉、〈繆和〉、〈昭力〉等五種文獻。〈二三子問〉共2600多字，託二、三子與孔子之問答，闡述《易》之理，多談德義與君臣關係，充滿法治與民本色彩，合於儒門以道德教化說《易》之傳統，所據經文與今本、帛本《周易》都不同，所列卦序則與今本同。
〈易之義〉頗稱引或改動〈繫辭〉內容，敷衍成文，亦強調陰陽和濟之理，與動靜相迭之道。〈要〉共1648字，亦託學生與孔子之問答，論述學《易》不在占筮求福，而在「觀其要」。而所謂「要」，不在筮數，而在「德義」。所謂「德義」，即蓍卦之德與六爻之義，非即儒門道德之「德義」。〈繆和〉共5070字，託傳《易》之人繆和與「先生」之問答，解說《易》理，和〈要〉同樣不以「數」釋《易》，而直述卦爻之「德義」，並大量使用歷史故事以解《易》，開啟以史証《易》之先河[14]。〈昭力〉亦託昭力與「先生」之問答解說《易》理，卻非逐卦討論，而係揉合數卦、數爻之辭，綜合闡述其義，學者或以為其有戰國末期之學術特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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