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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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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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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批评曾参过于顺从其父，乃至听任其父亲施暴、一味委曲求全的态度：
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韩
诗外传》卷八）
在孔子看来，使父亲身陷不义之地，就是最大的不孝。《谏争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与《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思想一脉相承。在仁与义的原则面前，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当然，孔子反对为谏父之过而态度激烈，导致父子反目，故《礼记·曲礼》云：“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待日后气氛缓和时再谏，此与孔子谏诤思想并无扞格。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相一致。为父者与为君者均非圣人，孰能无过？因此，臣子都有匡扶君父的责任。《论语·季氏》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将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无论是为人臣还是为人子者，都不应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这一看法在郭店楚简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云：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
矣。”
“恒称其君之恶者”，就是“争臣”。《谏诤章》将争臣与争子置于同一体系中加以论述，既然为君者要有恒称其恶的争臣，则为父者要有能谏其过的争子，已是不言而喻。要之，“谏争”是孔子孝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争子”之说否定《孝经》，鄙见以为不可。
①《隋书·经籍志》云：“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
以总汇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②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页四一：“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
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
《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
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
所作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 三、《孝经》体例与子思的文风
传统的看法认为，《孝经》为孔子或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孝经》所记为孔、曾问答，但编撰者未必就是孔、曾。《孝经》起首即云“仲尼曰”，仲尼为孔子之字，古人以称字为敬，孔子岂能称己之字而自尊之？ 《孝经》又屡云“曾子”，若果是曾子所作，又岂可自称为“曾子”？是亦非出于曾子之手。
朱熹以为汉初齐鲁间陋儒所作：“《孝经》独篇首之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姚际恒曰：“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但是，《吕氏春秋》的《察微》、《孝行》两篇已征引《孝经》之文②，是为《孝经》至迟在战国末年已经存在的强证；而且《孝经》在汉初即已立博士，授受端绪明晰，决不可能出于汉儒之手。
如此，《孝经》为先秦旧籍，为孔曾以后、《吕氏春秋》成书以前七十子或其后学所撰已无可疑，但具体分歧依然存在。
唐仲友《孝经解自序》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孔子为曾参言孝道，门人录之为书，谓之《孝经》。”此说不能举出证据，乃想当然而言。
何异孙认为“《孝经》只是曾子门人所记”。《礼记》有《曾子问》一篇，《大戴礼记》有《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以及《曾子制言》上中下三篇，共九篇，均出于曾子门人之手，而其体例、风格与《孝经》截然不同（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故此说亦颇难成立。
王正己《孝经今考》认为《孝经》思想有五点与《孟子》相同，故大概可断定为孟子门人所作，其成书早不过庄子时代，晚不出《吕氏春秋》成书时代。武内义雄《先秦经籍考》也认为《孟子》中多有绍述曾子之语处，与《孝经》深有关系。我们认为，《孝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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