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
 |
时间：2009-7-24 13:49:43 来源：不详
|
|
|
其内容与“坊民”无关，读之殊觉不类，如将其放入《孝经》，似乎更为合适。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孝经》与《坊记》等原来都属《子思子》，次第相连，由于编绳断烂，其中一部分简可能混入了《坊记》。
四、从《孝经》看思孟学脉
《孝经》体例与《论语》等孔子语录类著作有明显的不同。陈梦家《尚书通论》指出，《孝经》屡引《诗》《书》；《论语》论《诗》共十一条，论《礼》《乐》共十六条，而罕论《书》。孔子每每要求弟子学习《诗》、《礼》，而无要求学习《书》的记载。故《四库提要》以《孝经》“不类《系辞》、《论语》绳之”，否定其可信性。其实，这种不同恰恰是孔、孟学脉衍变的证明。
介于孔、孟之间的是子思及其弟子。《史记·孟子列传》云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汉书·艺文志》与《史记》说异，云孟子为“子思弟子”，《风俗通·穷通篇》及赵岐《孟子题词》同其说。据文献记载，子思之父伯鱼先于孔子三年而卒，《史记》云子思享年六十二，若此年（前482年，周敬王38年）子思生，则子思卒年当在威烈王四年（前421年）前后。孟子生于烈王四年（前372年），其时距子思之卒已五十年。可知孟子不可能受业于子思，《艺文志》之说非，而只能“受业子思之门人”，故当以《史记》说为是。（参阅毛奇龄《四书賸言》）赵岐《孟子题词》云：孟子“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孟子长于《诗》、《书》。《史记·孟子列传》云：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可见，以《诗》《书》“述仲尼之意”，是孟子为学的特色。《孟子》言《书》凡二十九，言《诗》凡三十五，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公孙
丑上》）
姚鼐《孝经刊误书后》认为，子思、孟子没有征引《诗》《书》语的习惯：“子思、孟子然后不为是习。”姚说非是。鉴于征引《诗》《书》的体例已见诸子思的《缁衣》、《坊记》、《中庸》、《表记》以及《孝经》等篇，我们认为，孟子的这种的风格正是得自子思子之门。
《孝经》、《缁衣》中的《诗》《书》语为谁所引，有两种可能，一是孔子所引，二是子思所引。在新式标点未始使用以前，似乎从来没有作为问题提出过。习惯上认为是孔子所引，如刘炫云：“夫子叙经申述先王之道，《诗》《书》之语，事有当其义者，则引而证之，示言不虚发也。”邢昺承其说，云：“夫子叙述立身、行道、扬名之义既毕，乃引《大雅·文王》之诗以结之。”（《孝经·开宗明义章》邢疏引）新式标点始用之后，各种《礼记》点校本几乎都是将《诗》《书》语括在“子曰”之下的引号内的，也就是说诸家都是将《诗》《书》语当作孔子的引语来对待的。按照这种理解，则《子思子》不过是记录了一批孔子语录而已，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如此，子思的学派特色就没有了着落，人们也就很难理解，子思为什么还能成为孔子之后的重要学派？现在我们知道，孔子并没有征引《诗》《书》的习惯，征引《诗》《书》实际上是子思首倡的传经风格（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姑且将孔子之语称作“经”）。因此，将《诗》、《书》语括在“子曰”之下的引号内的标点法，大有商榷的余地。我们认为，用《诗》《书》来“述仲尼之意”，应该是子思的创造。由《缁衣》等篇可知，子思在孔子语录之后，用《诗》《书》之语相呼应，虽不用一己之言以阐发，却使孔子语义大为彰明，颇有孔子“述而不作”之遗风。
《孟子》与《孝经》在风格上类似，在内容上也有相贯通之处。《汉书·艺文志》所录《孟子》为十一篇，据赵岐《孟子题词》，《孟子》原书除今本七篇之外，另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等所谓“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故不为之作章句，久而亡佚。顾炎武《日知录》云：“《史记》、《法言》、《盐铁论》等所引《孟子》，今《孟子》书无其文，岂俱所谓‘外篇’者邪？”可见司马迁、扬雄、桓宽等不以“外书四篇”为伪。王充《论衡·本性》云“孟子作《性善》之篇”，则王充亦不以外书之“《性善》”为伪。《隋书·经籍志》有梁綦毋邃《孟子注》九卷，则梁綦氏之注本中有外书中的两卷。因此，赵岐对《孟子》外书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