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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古神话的流变看《楚辞》中的神话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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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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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人物活动背景的变化往往是其传承者历史的曲折反映”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这种变化一般具有成组同步进行的特点。
因而通过对这种“神话组”的分析和对比，参之以考古文化因素分析的成果，不仅可以大致弄清其传播方向、途径，而且有助于确定神话的原生态及其种种次生态产生的相对次序。 二、对《楚辞》文化背景传承问题再考察
纵观二千余年的《楚辞》研究历史，就会发现，早在《楚辞》研究刚刚起步的汉代，就已形成了对《楚辞》的文化背景及其传承问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估计，尽管刘勰《辨骚》一文就这一问题做出过“论其典诰则以彼，语其夸诞则如此”⑥的论断，但这一论争依然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着，一直延续至今。继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提出“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之后，清洪亮吉在《春秋十论》中也分析了楚与其它诸侯国在文化、制度、历史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刘师培通过对学术、思想、制度的比较更提出了中国文化具有南北二源性的论点。
自本世纪３０年代以降，随着楚地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大量与中原风格异趣的文物不断出土，一些学者根据屈家岭、湖北龙山及楚文化间的相互叠压关系，提出了“楚文化是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一支所发展起来的，当其发展为一个独特文化共同体时，又不断和周围其它文化相互作用”⑦的见解，这一切似乎都为“南北文化不同论”提供了佐证，故近世学者多据以立说，“中土流传论”逐渐消歇，并成为许多人批判的对象。在东周楚墓的年代学序列基本排出，东周楚文化的考古特征大体得到了确认之后，一些考古工作者近年来进一步着手展开了对其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构成情况的分析。
其结果表明，“西周的楚文化不会是从某一新石器文化单线条地进化为青铜文化并直线发展来的。楚文化是由多支早期文化汇聚而成的。各个源头虽有主次之别，但决不是从一个源头发展来的。”“而且自它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形成后，已经成为自身特征的面貌，又会随着生产能力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变动而变化，并且本身的向四方扩展和其它文化也同样发生着的扩展，又会不断与新遇到的文化相互影响，产生新的因素，出现新的特征。”⑧
通过对考古中所见到的春秋时期楚人全盘袭自商周的冠笄之饰，车马礼食之器，文字系统等文明构成因素的考察，有关学者进一步指出：“楚文化的形成，是在楚国形成了强大的国家之后，主要吸收了中原周文化，于春秋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鲜明成熟又富于个性的楚文化，只是随着青铜文化的衰竭，楚本身宗法制的解体，中下层文化的上升和原始文化的复苏，与四夷交润互浸日繁，物勒工名时代的到来，及楚各阶层人们的创造性获得较为自由的发挥的时候，才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⑨
考古工作者对楚文化整合过程的分析，为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楚辞》的文化背景的认识以及神话传承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我们已将神话定义为“围绕某一神格展开的传承故事，”故而这种分析也应从神话人物和故事情节两方面展开。
《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根据《楚辞》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
１．历史传说人物：包括已经“历史化”的神格。五观，浇，寒浞，少康，女歧，季，亥，恒，微，桀，妹嬉，汤，伊尹，武丁，傅说，纣，比干，梅伯，箕子，伯夷，雷开，文王，武王，吕望，周公，昭王，穆王，幽王，褒姒，齐桓，管仲，宁戚，秦穆，百里奚，晋献，申生，介子推，阖庐，夫差，伍子胥，子文，涂山女，简狄，尧，舜，益，启，高辛。无故事情节的人物有：太伯，促雍，伯乐。
２．仙人及寓言式人物：韩众，王乔，赤松子，彭咸，申徒狄，女须女，西施，嫫母，接舆，离娄，桑扈，蹇修，巫阳。
３．高辛，稷，彭铿，鲧，禹，启，羿，羲和，应龙，烛龙，共工，河伯。具有巫术或仪式功能的有：丰隆，飞廉，玄武，祝融，望舒，黔嬴，海若，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咎陶，宓妃，造父。
缺乏故事情节的人物有：屏翳，句芒，蓐收，土伯，高阳，少昊，女娲，伏戏。就以上所列表格作一分析，则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凡是能够自成一故事单元，或能与上下文共同构成一故事性，或只具有巫术与仪式的色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姜亮夫先生在《三楚所传古文与齐鲁三晋异同辨》①０一文中专辟了“论史实之异同”一节，就《楚辞》所录古史传说与北土所传在故事情节上的异同进行了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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