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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史事探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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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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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能相提并论，关键在时机不同，性质就不一样。洪承畴降清是在清朝入关之前的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崇德七年。当时的历史形势是，明清之间的松锦鏖战，以明朝失败告终，但其灭亡，尚未成为历史事实；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度过低潮之后，取得节节胜利，跨入凯歌行进历程；清朝入关，比起明朝灭亡，更远在未定之天。洪承畴以蓟辽总督兵部尚书的重臣身份，出关援辽，失败被俘，经过两个多月的徘徊、犹豫，最终选择降清，从小处着眼，是背叛了他自己前半生中孜孜追求、浴血奋斗的事业，不仅彻底否定了自己，也将数十年来所受的人生道德教育、基本生活准则置之脑后。从大处着眼，则使明清之间力量对比的天平陡然倾斜，而不是象有的论著或文章所说的那样洪承畴降清是一件小事，对明对清都没有产生大的影响[22]。
洪承畴降清，对明朝的重大打击，不仅表现在明朝失去一个有才干的封疆大吏[23]，而且暴露了明朝最高军事机密，将明朝与朝鲜方面联合抗清的秘密军事计划[24]透露给清朝。这一事件[25]，甚至有可能对朝鲜后来政局变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先，清朝对此计划，略有耳闻，苦无确证。“清人每以汉船出入，疑我之相通，适中朝兵部尚书洪承畴降于沈中，备言我国事”[26]，洪承畴透露这个计划，使清朝掌握了朝鲜与明朝相通的确凿证据。在明清之际历史走向尚未明朗之时，朝鲜虽然已经臣服清朝，但仍有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宗室怀恩君李德仁、广州府尹权澺、知事李一元等仍然坚持秘密协助明朝抗清，而明朝上下，包括登莱巡抚曾化龙在内，直到崇祯十六年仍在努力推行这项计划[27]。巧合的是，曾化龙恰恰是洪承畴的儿女亲家，只是不知洪承畴已降清的事实。从“联鲜图奴，共奏肤功”到“招商联鲜”[28]，不仅是明朝为挽救危亡形势的一个具体措施，也体现了洪承畴、曾化龙、郑芝龙等福建文武世家大族对明清易代的具体影响。陈寅恪先生注意到曾化龙这个《明史》无传的人物绝非偶然。
值得一提的还有，洪承畴降清，对当时社会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也是短期内所难以消除的。对明朝釜底抽薪，当然使清朝如虎添翼。洪承畴降清更大的影响则在于助清消灭南明，从彻底粉碎隆武政权的中兴计划到与永历政权的数年较量，洪承畴始终处于明清易代斗争的峰尖浪顶。故钟翰师认为，洪氏参加的是对当时全国上升至首位的民族矛盾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斗争，是逆潮流而动。李光涛先生更认为“假若当时无承畴，则中国何至有清朝？不幸天生一洪承畴，更不幸即生于明清之际，无端使彼成为明朝的祸本，更无端使彼成就了一个大清帝国。”并认为松山之战，承畴失节降清，力屈所致，尚可原谅，“独是后来为保存他的禄位，不惜竭尽智能，反噬宗国” [29]，这才是他不可涤洗的耻辱。言辞固然激烈，但对洪承畴在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述，是有坚实史料基础的，可信的。如果没有洪承畴心血耗尽的替清朝支撑危局，度过难关，单凭清朝八旗军队的金戈铁马，能否产生与后来历史进程一样的结果，且在两说。因此，所谓洪承畴降清对明对清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说法，在史实上完全站不住脚。
施琅二次降清，对明郑势力造成重大打击[30]，直接影响到当时抗清复明的大局，这是不能为施琅讳言的。但是，施琅降清，无论是其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后果都不能与洪承畴相提并论。这既与施琅“行事微觉好胜”、“度量褊浅，恃功骄纵”[31]的个性特点有关，也与郑成功处理内部关系“用法严峻，果于诛杀”[32]的失误有关。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尚提不到直接关系明清易代的高度，也是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的。何况，施琅一生中最大的业绩是争取台湾。当他奉命出征时，是在清朝入关三十多年、明郑政权进入后期，郑经“已无复西征之意”，抗清复明目标消失，陷入“封建割据”[33]。清朝则不仅消灭了大陆上的南明政权，而且也基本平定三藩，人心向往和平安定，发展成为当时历史的主旋律。施琅的举动顺应了历史潮流，他在清朝的建树与洪承畴在清朝的作为，并非五十步效百步，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关于施琅平台的历史功绩，史学界已有充分肯定。尤其是施琅平台后所上方略，实代表“洞悉海外形势”的东南沿海有识之士的观点。他认为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不仅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放弃台湾，“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并建议守台湾，固澎湖，“兼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还直斥顺康之际“封疆大臣，无经国远虑，矢志图贼，狃于目前苟安为计，尽迁五省边地，以避祸患，致贼势愈炽，而生民颠沛”。最有预见性的是“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第之为患有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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