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青年时与严复、邓世昌等人一同就读于福建船政学堂，攻读造船专业。1877年，作为清政府首批派往欧洲的留学生，陈与严复、马建忠等赴英、法深造。陈季同进入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公法律例，同时又在中国驻英、法、德等国使馆任职。不久，陈成为当时欧洲外交界的活跃人物，与俾斯麦（Otto,prince von Bismark,1815-1898）、甘必大（Léon Gambetta, 1838-1882）等德、法政界要人关系密切，同时，也经常出没于欧洲上层社会的沙龙、并在各种文化场合做有关中国的讲座，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尤值一提的是，自1884年起，以陈季同的名字出版的法文著作多种，被翻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获得了西方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将一个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传达给西方公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1891年，已是中国驻德、法使馆参赞的陈季同因私债问题被黜回国，后定居上海。归国后的十多年中，陈季同创办报刊、翻译西书、编印教育书籍，还参与了晚清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事件，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陈季同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一方面，他是中学西传的杰出使者，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并获轰动影响的中国人。他的多种法文著作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传播给西方读者，其中不少内容是首次介绍到西方。他是历史上在中学西传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中国人，而此前这样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担当的。另一方面，他也是西学东渐的使者。通过创办报纸和翻译西书，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政治、法律观念引入中国，促进了晚清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传播。综合这两方面的成绩，陈季同堪称双向的文化使者，他一个人担当了向中西双方传播文化信息的使命。在数千年中西文化交往中，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担当这样的角色、承担这样的使命，在这一意义上，正是这位晚清外交官的努力为后来者如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确立了进行双向文化交流的典范。
　　对于陈季同的研究，近年来已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2]然而由于史料的发掘还欠深入，有关陈季同生平的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考证，其中又尤以此人一生中的三个公案（即1、中法战争中的角色；2、涉及两部书的著作权；3、私债问题。这三个公案关系到对陈季同的总体评价，国内外学术界看法各异，显然是必须加以辨析的。）最为扑朔迷离。笔者尽数年之力，走访了中、法两国多家图书馆、档案馆，自谓于相关史料所获略多，因以草成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中法战争中的角色

　　近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外交类”中，有一则关于陈季同的逸事：

　　光绪中，越南之役，时驻德兼驻奥使为李凤苞，参赞则陈季同也。镇南关之战，我军大胜。巴黎闻耗，殊震动，议会大讧，主战派失势，内阁摇扤，几至解散。而我国驻德使署，尚未获有详实消息也。一日，德相俾思麦克遣人请李使前往密议，李使适以公事赴奥，则召参赞往，越日再召而始赴。俾示以我国大胜之电，并告以巴京议会内讧及内阁欲倒之情状。且曰：君电贵国政府，勿与彼和。欧洲方面，我国亦乘机与之挑衅。东西交侵，彼且穷于应付，是亦贵国之利也。陈诺而归。时李文忠主持外交事，陈越三日，方致电文忠，而先泄其谋于妻。妻，法国产也。初闻俾来召，妻已疑之，用钩距术，侦得其情，速电其内阁。内阁急介美国为排解，及陈电至，政府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